簡奕
成立工合，曾被譽為“經濟國防線”
1939年春，宋慶齡與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諾、陳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業合作國際促進委員會（簡稱工合）。工合成為宋慶齡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支持的另一重要平台。
工合成立后，宋慶齡即把“促進工合運動的發展，更有效地爭取國際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並將國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為目標。在宋慶齡的感召下，此活動很快得到國際友人、海外華僑的廣泛響應。正如路易·艾黎所說：“外國朋友看到宋慶齡的名字就認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新等國紛紛成立工合運動推進委員會，迅速開展了資金、物資等募集活動，且通過不同途徑及時將募集到的資金物資輸送到中國。工合運動的開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內處於困境中的民眾、軍隊解決了燃眉之急，為其生產自救和堅持抗戰發揮了后援保障作用，曾被譽為“經濟國防線”。1939年10月10日，葉挺就曾專門致信宋慶齡，感謝工合對物資極度貧乏的新四軍雪中送炭，贊譽工合的幫助是重要的，“難民參加了生產，得到了救濟”，“使自給自足情況能夠實現”。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慶齡強有力的領導下，保盟、工合等機構的募捐、慈善活動才得以順利開展，大量的多種形式的國際援助才能從五湖四海匯集而來，成為中華民族持久抗戰的重要物質與精神支撐之一。它們對於抗戰中國的支持之大，就是一貫謙遜的宋慶齡也不無自豪地宣稱，這種支持“不亞於以飛機坦克和槍支的支援”。在此過程中，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既是持續的也是相當龐大的。僅以美國為例：從1941年至1946年8月底，美國援華聯合會通過保盟提供給中國的各項援助救濟款項就達159萬美元，4.4億元法幣。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資助除有指定對象外，絕大部分都在宋慶齡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敵后抗日根據地，極大地幫助了中共的敵后抗戰事業。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至1948年，由保盟支持下在抗日根據地創辦的國際和平醫院，就形成了由8個中心醫院，42個分院，一萬多個床位，幾十個巡回醫療隊組成的巨大醫療網，為擁有1.4億人口的軍民提供了醫療服務。1946年，從重慶回到延安的周恩來在寫給宋慶齡的信中，就曾對其抗戰以來為敵后根據地的援助給予了高度贊揚。他說：“感謝您為解放區人民所做的工作。……不僅解放區，全中國人民都會感到驕傲，因為有您這樣一個永遠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者。”
在重慶期間，對國內受災地區和特殊人群的救濟，也是宋慶齡和保盟等關注的重點。當時，她與各國駐華大使和國內知名人士一道，發起組織過各類規模的賑災救濟義賽、義演、義賣活動，譬如：賑濟河南災區的國際足球義賽，援助湖南災區的書畫義賣，中、美、英、蘇音樂家救助貧困作家的同台義演等，通過這一系列活動，既募集到可觀款項，又產生了巨大政治影響力。
在爭取國際援助的過程中，宋慶齡始終堅持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理念，強調反法西斯斗爭中中國的形勢與國際社會休戚相關。她一再向海外友人昭示：中國是“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對黑暗的偉大斗爭發展為公開戰爭的戰場之一”，“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和人民的武裝部隊……擔當著遠東反法西斯戰爭前衛”。為此，她反對把任何國際援助當作對中國人民的“恩賜”，“或用來作為政治影響的武器”，而是把外國團體和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納入應盡的國際義務的范疇，從而突破了救濟工作傳統的不平等的施舍含義，賦予了救濟工作全新的時代內涵和國際政治意義。正如她在1943年9月18日《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裡所指出的：“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所以我們今天說的還是5年前說的話。救濟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濟。救濟只是爭取民主的勝利。隻有這樣辦，才能幫助中國人民並幫助你們自己。”
轉眼間，宋慶齡在重慶度過了4個春秋。在人們眼中，她既是美麗柔和的“花朵”，更是無所畏懼的“雄獅”，在現實斗爭中盡顯其從容、博愛和剛毅、智慧，從而始終得到人們的崇敬與愛戴。1945年9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在重慶會見宋慶齡時，熱誠贊譽她忠誠不渝，信守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對她為中國人民抗戰事業做出的無私奉獻表達了衷心感謝，對她不計個人安危，獻身國家民族的高貴革命氣節表示了由衷敬意。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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