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奕
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曾兩赴戰時首都重慶，第一次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遷居長駐，總共在渝生活了4年，直至抗戰勝利3個月后才離開。當年，宋慶齡之於國人，既是一位充滿魅力的女性，更是一位偉大的斗士。正如法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所贊譽：“宋慶齡不僅僅是一朵香滿全球的鮮艷花朵，更是一頭名副其實的力圖沖破一切羅網的雄獅。”
而花朵與雄獅，正是宋慶齡在重慶留給人們最為深刻的印象。
宋慶齡（右一）和宋美齡（右二）、宋靄齡（右三）步出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資料圖）
初赴山城，逆流中的團結之旅
宋慶齡第一次到重慶，是在1940年的春天。
應小妹宋美齡之邀，宋慶齡與大姐宋靄齡自香港飛抵重慶，這座城市因她出人預料地到來而轟動，國民政府和社會各界也予以她高規格地接待和熱忱歡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頻繁聯袂亮相，不僅成為戰時首都的一道亮麗風景，更成為中國團結抗戰的一種政治象征。從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裡，她都居於孔祥熙和宋靄齡在上清寺范庄的寓所中，與姊妹們共享難得的家庭氛圍。
宋慶齡赴重慶之時，正值日本以實施所謂“桐工作”加緊分化誘降重慶國民政府之際。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縱下，漢奸汪精衛在南京拼湊出刺刀下的“國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長、代理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稱對在重慶的林森“虛席以待”。與之呼應，日本一方面利用電台、報紙拼命宣傳中國即將內戰、分裂的謠言﹔一方面又於5月發動宜昌會戰，並派飛機對重慶實施無差別轟炸，企圖以政治誘降和軍事進攻的手段來動搖和摧毀中國軍民抗戰的意志，達到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妥協“入伙”之目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為回應日本和汪偽集團的政治陰謀，宋慶齡在汪精衛“登基”的兩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齡之邀赴渝，決心用“造成一個真實的家庭團圓”，來公開表達宋氏姐妹捐棄前嫌、團結抗戰的意志，以激勵國民共同奮斗。抵達重慶后，宋慶齡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歡迎茶會上發表講話，重申“國父”孫中山遺教，痛斥汪逆“不知羞恥，投靠敵人，妄組偽府”之漢奸行徑，激勵國民“吾人首當堅定信念，然后能精誠團結，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10年時間裡，由於彼此政治立場不同，宋慶齡一直游離於國民黨政權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鮮有接觸，更少見出席公共場合的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拋棄分歧、團結御辱的歷史責任，姊妹關系在共赴國難的大目標下得以逐步緩和，重拾久違的骨肉親情。為此，宋慶齡不無自豪地告訴美國老友阿莉：“我們全家都在為抗戰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舉，不僅受到廣大國民的歡迎，也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媒體紛紛贊譽“孫夫人此次到重慶，無論任務有無或大小，都是團結的有力象征”。
抵達重慶后，宋慶齡多次與宋靄齡、宋美齡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她們攜手到市郊巡視被日機轟炸的殘跡、防空設施，視察工廠、學校、醫院、保育院，慰問傷病員和難童，送去她們的關愛與問候……三姊妹所到之處，人們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勵。4月18日上午7點，應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和國際廣播電台的邀請，宋慶齡與宋靄齡、宋美齡共同走進播音室，通過美國NBC電台向全美民眾發表演講，以飽含激情的語言表達中國抗戰必勝的堅定決心，向國際社會發出最強有力的援助呼吁。
當時，國民黨出於政治和宣傳上需要，對宋慶齡在重慶的活動予以高度重視。3月21日，國民黨中常會便決定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以至宋慶齡此行得到了“國母”級厚遇。在重慶期間，一向不習慣“在公眾之前出頭露面”的宋慶齡，一反常態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願充當“展品”。宋慶齡以此向外界表明，盡管汪精衛已賣國投敵，但宋氏三姊妹及國民黨仍能團結一致，且有帶領國民堅持抗戰到底之決心。當然，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宋慶齡也保持著警惕，以防止國民黨“試圖把她留在重慶並用恭維諂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說話”。正因為此，身在重慶的宋慶齡並沒有忘記對她來說“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主席身份，聯合保盟會長宋子文聯名發表了《致國外朋友們》，強烈呼吁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戰事，譴責日軍暴行，援助中國抗戰。
40余天的時間裡，宋慶齡既目睹“敵機轟炸慘狀及被困同胞之流離”，復又見大后方民眾在敵機轟炸中抗戰信念堅定，日常工作生產維持社會管理運作的“努力精神”，對這座戰亂中屹立的光榮之城的敬重之情已悄然駐進她的心中。5月9日晚，宋慶齡與宋靄齡一同乘機離開重慶飛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發表《渝行觀感——自返港后對中外記者的談話》，深深感佩於重慶及大后方“最大多數之人民，對抗戰信念甚為堅定”，嚴正指出 “日寇汪逆宣傳國內分裂在即，隻能說是他們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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