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義明
以發展求鞏固：“猛烈擴大紅軍”是“中心工作”“主中之主”
經過長征，紅軍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從中央蘇區高峰時的數十萬之眾，減少到隻有幾萬人。紅軍長征勝利，標志著國民黨“追剿”政策的失敗﹔但紅軍到達陝北后，國民黨很快就開始組織進一步的“圍剿”。紅軍如何在陝北立住腳跟？一方面，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在政治上佔據主動、贏得同情﹔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必須以發展求鞏固，猛烈擴大紅軍。如果說重用骨干，是在干部“存量”上做文章﹔那麼擴大紅軍，則是在干部“增量”上做文章。
紅軍剛剛到達陝北，1935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吳起鎮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並做結論。他說：陝甘支隊自俄界出發已走2000裡，到達這一地區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裡，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敵人對於我們的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現在是敵人“圍剿”。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他在結論中明確指出：結束一年長途行軍，開始了新的有后方的運動戰。提高戰斗力，擴大紅軍，解決物質問題，是目前部隊的中心工作。
此后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將“猛烈擴大紅軍”作為第一位的任務。11月30日，他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會議上指出：“從現時起用極大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擴大紅軍為此時期中心的一環”。他甚至連用了3個“最重要”來強調要“猛烈擴大自己”。
面對民族矛盾取代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新形勢和應對抵抗日本侵略的新任務，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中央確認了毛澤東的主張，提出“猛烈擴大紅軍”的戰略任務。
面對國民黨組織的新的“圍剿”，紅軍不可能孤立地發展自己，而必須在消滅敵人中發展自己。同時，要堅持有后方的作戰，就必須擴大蘇區。因此，毛澤東指出，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蘇區和擴大紅軍是“三位一體”的任務。這三個任務相輔相成，從戰略上和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大量消滅敵人就沒有擴大蘇區和擴大紅軍的條件﹔不猛烈擴大紅軍就不可能大量消滅敵人﹔不擴大蘇區，消滅敵人和擴大紅軍就失去了依托。但三大任務中也有主次之分，猛烈擴大紅軍居於主要地位，其他兩個任務居於次要地位。這是因為隻要有了人，隊伍擴大了，就不愁不能消滅敵人，也不愁沒有地盤。因此，毛澤東強調：要以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如城高難下，不必強攻，以擴大宣傳、擴大紅軍為第一”。在給各個軍團布置具體行動目標和戰斗任務時，毛澤東反復強調這一點。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決定，為執行黨中央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決定，將第一方面軍全部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第一軍團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第一路軍，第十五軍團改為第二路軍。4月1日，毛澤東在和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布的關於紅一方面軍改編的訓令中，再次重申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指出“戰略上以少勝多，戰役上以多勝少為目前軍事指揮的基本原則”﹔要求先鋒軍在7個月內完成5萬人的編制並武裝起來，完成以擴紅為總方針的第一等任務。
全國抗戰爆發后，為適應抗日戰爭的新形勢和由紅軍改編而成的八路軍、新四軍隊伍不斷擴大的新局面，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以擔負起黨領導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聖任務。在正確方針指引下，黨的武裝力量和黨的隊伍得到迅速發展。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余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到1938年底，黨員人數已經從全國抗戰開始的4萬多發展到50余萬，使我黨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政治影響的大黨。
提升素質：教育干部，訓練干部，“是執行一切政治軍事任務的決定一環”
隊伍要有戰斗力，除了要有“量”上的擴張外，更為關鍵的是要有“質”的提升。尤其是在1935年華北事變后，面對國內矛盾的轉變，面對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發展，在局勢轉變之際，干部能不能適應和引領這種轉變，是關鍵問題。不管是對長征時期的老干部，還是擴大紅軍中成長起來的新干部，都有一個學習和重新學習的問題。這樣，進入1936年，對教育、培訓干部問題的重視，成為毛澤東的一個工作重點。
1936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目前形勢與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報告中著重提出辦紅軍政治學校的問題。他說：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沒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會犯罪。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干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這裡所說的“西北局面”，指的是瓦窯堡會議后，在我黨的積極努力下，紅軍與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和楊虎城領導的第十七路軍，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下實現聯合的局面。所謂“全國大局面”，就是瓦窯堡會議所指出的華北事變后，民族矛盾取代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可能形成的新局面。在這樣的局面轉變之下，我們黨的政治路線作出了調整，干部在思想政治和各項工作中也要做出相應調整。毛澤東認為，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犯罪”。
隨著抗日局面的不斷發展，毛澤東不斷強調干部教育這一問題。1936年10月13日，他在和楊尚昆聯名給紅一方面軍和紅一軍團負責人彭德懷、左權、聶榮臻、朱瑞、鄧小平（朱瑞、鄧小平當時分別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的電報中指出：“教育干部，將干部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執行一切政治軍事任務的決定一環。”1937年5月3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針對國內主要矛盾轉變、共產黨和國民黨必須而且很有可能實行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勢，指出：“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后，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斗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干部，成為主要的一環。”
圍繞著政治路線來教育和培養干部，以適應新形勢需要，這是毛澤東的一個重大戰略思想。而實現這一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舉辦干部學校。
為培養高級黨政軍干部，1936年初，毛澤東提出建立紅軍大學的建議。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這一問題，批准建立紅軍大學。紅軍大學的辦校宗旨是：培養和造就大批軍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爭取中國民族獨立自由與徹底解放。教育方針是：政治、軍事、文化並重。教育方法是：自學為主，講授為輔。培養目標是：“造就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才。”在革命任務重、我們的干部力量缺乏的形勢下，下決心從前線抽調大批高級干部來校學習，“儲為將來之用”。這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眼光，也呼應了他上面所說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會犯罪”。
毛澤東對紅軍大學的開辦非常重視，親自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親自出席1936年6月1日的開學典禮並發表講話。1937年1月，紅軍大學（全稱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又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他出席抗大開學典禮並講話說：抗大像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磨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創造新社會。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親自擔任紅軍大學及抗大的教員。1936年10月至12月，他為紅軍大學學員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發生。12月，他在講稿基礎上寫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在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每星期二、四上午講授，每次講4小時，下午還參加學員討論，共授課110多小時，歷時3個多月。為准備這次講課，他撰寫了《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后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這次講課所用講稿的主要部分。
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重視，體現了毛澤東的遠見。大規模的干部教育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教育，為我黨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迎接全國抗戰局面，提供了組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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