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義明
提出好干部標准和培養途徑：“有計劃地培養”大批好干部，“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在1938年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毛澤東闡述了如何培養好干部。
圖為毛澤東（前排左二）與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部分領導人合影
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是局勢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樞紐。在此前，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只是一種可能﹔而在此后，國共高層談判開始，歷史潮流不可逆轉地向團結抗日階段過渡。而1937年盧溝橋事變，則直接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最終形成。局勢轉變的最終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新的環境和契機，同時也提出了新的客觀要求。
抗日戰爭的偉大事業，需要造就大規模的干部隊伍。這就要求我們黨要有一個明確而正確的干部政策，要解決好什麼是好干部、怎樣大規模造就好干部這兩大問題。
關於什麼是好干部，早在1936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了4條標准：第一執行黨的路線，第二能與群眾聯系，第三有獨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黨的紀律。
1937年5月8日，他在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所做的結論中，又集中闡述了什麼是好干部的問題。他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那什麼是好干部呢？從反面說，“狹隘”，“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是不行的。從正面說，毛澤東強調，好干部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這裡毛澤東所論述的好干部應有的“性格和作風”，包括政治立場（政治遠見、忠誠為黨）、工作能力、聯系群眾、工作紀律和作風（不要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和消極懶惰）等，實際上與此前提到的4條標准，在內涵上是根本一致的。
好干部的標准有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培養好干部。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系統闡述了這一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如何培養呢？首先必須善於識別干部。毛澤東提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其次必須善於使用干部。毛澤東強調，要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親。再次，必須善於愛護干部。毛澤東提出了愛護干部的5種方法：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於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以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在工作能力上得到提高。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有委托而無檢查，及至犯了嚴重的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干部的辦法。第四，對於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地應採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隻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們，才應當採取斗爭的方法。在這裡，耐心是必要的，輕易地給人們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採用“開展斗爭”的方法，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
毛澤東提出的好干部標准和培養好干部的途徑，是對歷史上我們黨干部工作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既強調標准和質量，又打破關門主義，主張大發展﹔既強調教育和提高，又強調尊重和愛護，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無情打擊的錯誤。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不僅在政治路線上基本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在干部政策上，事實上確立了一條正確的路線，這就是毛澤東所闡明的什麼是好干部以及如何培養好干部的思想。這標志著我們黨的干部政策開始不斷走上正軌，為開展偉大的抗日戰爭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沒有這種正確干部政策的形成，不糾正干部使用、培養中的各種“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和關門主義錯誤，我們就不能大規模造就干部隊伍，抗日戰爭的偉大事業就不可能順利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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