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與毛澤東最后的對話是向他求救
1965年底，李達調到北京，就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因惦記在廬山休養時毛澤東親自交給的編書任務，他於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暫住，指導助手編書。
正當李達全力投入工作時，思想文化戰線上又掀起了大批判運動，李達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據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后來回憶說，他曾3次請示毛澤東，問“李達可不可以批判”，毛澤東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內批判一下，但不要點名，也不登報，又指示王任重“要照顧一下”。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7月18日，好心人勸李達去找毛澤東訴說冤情，李達想了想說:“我現在這個樣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會見我的。”也就在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作出《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
19日下午，李達的血壓和尿糖都升到了極限。看守的劉某勸他坦白交待，低頭認罪，李達講：“我過不了這一關，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顧不得別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壓，他回書房又怒氣沖沖地說：“叫我回鄉，帶回去斗，我不去，要帶就帶死的回去，我就死在這裡。”他拉著夫人石曼華的手說：“你去東湖，給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命。”夫人說：“我出去買菜都有人跟著，我怎麼去得了啊。”
隨后劉某進來，李達對他說：“你幫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幫這一次忙。”
劉某問：“什麼事？”
李達說：“我血壓這麼高，隨時都可能腦溢血，今天氣喘病又發作，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歲了，死了算啦，你幫我一個忙，救一條命，毛主席在武漢，給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裡去。”隨即，他用毛筆親筆寫了一封信。信封上寫：“送呈毛主席 武漢大學李達。”信紙上寫：“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 七月十九日。”
便條寫好后，李達小心地將它放進信封牢牢封好后，交給劉某轉呈毛澤東。劉某不敢擅自將信直接送到毛澤東下榻的東湖賓館，而是交給了武大工作隊。
7月29日，工作隊陸舒媏讓其秘書將李達這封給毛澤東的“救命信”改換信封，以機要檔交郵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郵寄到北京，因此時毛澤東已離開武漢。8月10日，正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看到了李達的這張條子，上面寫著：“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用特制的粗紅鉛筆在條子上作批：“陶鑄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同日，陶鑄又批：“即送任重同志。”毛澤東的批示起了作用，當權者們允許把李達“押送”去醫院，化名“李三”（有李達三家村之意）看病。在這裡，他並沒有得到好的照顧。李達很不理解，憤憤地說:“等運動結束后，我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狀!”
然而，他的生命很快發出了最后的信號，8月24日死在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1971年夏天，毛澤東南巡。他在湖南說：“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現在看來還是李達正確，他是反對林彪搞頂峰的。”
正是毛澤東關於李達的隔空對話，終於使李達“問題”出現鬆動。1974年1月13日，武漢大學舉行了李達同志追悼大會。
1978年11月12日，黨中央批准公開發表毛澤東給李達的3封信的手跡，讓世人再次看到這兩位黨的最早創立者之間的對話，看到了他們曾經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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