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雪鬆
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毛澤東在學生時期就提出：“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面的最早論述。在革命戰爭時期，環境惡劣，面對根據地極為困難的醫療問題，提出“中西醫兩法治療”。抗日戰爭時期，在各抗日根據地的醫藥衛生合作社中，“中西醫結合”是合作醫療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全面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基本原則開展中西醫互學運動。與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汪偽政府曾經抵制、否定甚至極力取消傳統中醫藥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政府對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傳統中醫藥採取了務實的肯定態度，堅決反對以西醫理論作為衡量中醫理論科學與否的標准，提出了繼承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實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並提出建立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宏偉目標，制定各種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傳統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並將“團結中西醫”列為新中國衛生工作方針之一。在他看來，中醫西醫皆有道，是不可偏廢的。他認為：“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全國人民疾病的診療依靠中醫的仍佔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大城市裡）。因此，若就中國從有史以來的衛生保健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具體說就是，“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人民所以能夠繁衍，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必須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於中醫”。
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在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的周澤昭談話時，說：“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的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西醫要向中醫學習。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毛澤東的態度十分堅決，提出“我來干”，其實是嚴厲地批評了衛生部。
毛澤東重視中醫藥的保護和發展。毛澤東在中醫藥材的種植、流通，中醫藥典籍的保護、整理，中醫師的培訓等方面做了很多具體的指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和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們的罪過。……至於對中藥研究，光做化學分析是不夠的，應進而做藥理實驗和臨床實驗，特別是對中藥的配合作用更應注意。”“中醫醫書如不整理，就將絕版，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那些有用的……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書來。”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寫給楊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辦一個七十到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毛澤東這種縱橫古今、橫跨中外的宏觀思維和中醫治病用藥講究整體辨証、君臣佐使，在思維特點上也是有相通之處的，也是基於共同的文化底蘊，更能理解和認同中醫隱喻的哲學內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社會上有“壓制中醫、敵視祖國醫學遺產”，“盲目否定中醫，且提出了一套同黨的團結中醫的政策正相對抗的排擠和消滅中醫的實施辦法”的錯誤傾向和錯誤做法，中央政治局對此進行了討論。隨后，衛生部開展了全面討論、批判，正本清源，統一了思想。
毛澤東始終強調努力發掘中國古代醫學遺產，加以繼續利用，主張中西醫結合，提出要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偉大目標，除著眼於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於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藥在農村合作醫療、保護人民健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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