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常 余立斌
翦伯贊（左）與陶行知
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翦伯贊與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義戰士陶行知，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風中，互相關心，生死與共，其革命友誼滲透到相互的血液之中，今天看來，依然感人肺腑。
4次見面奠友誼基石
1929年冬天，在南京曉庄師范，翦伯贊第一次見到了陶行知。
見面之前，翦伯贊認為陶行知只是美國杜威博士門下的一個中國學生，和其他穿西服、說洋話的洋學生別無二致﹔他所創辦的曉庄師范也隻不過是一個變相的教會學校，和其他教會學校也不會有什麼不同。但當他見到陶行知后，便很快改變了這種看法。陶行知說話並不夾雜洋文，也不穿洋服，而是穿一身土布學生服。而曉庄師范沒有禮拜堂，學生中也沒有花花公子、摩登小姐，都是一些農民子弟。
翦伯贊第二次見到陶行知是在1938年秋天。那天翦伯贊和呂振羽在長沙小西門附近與陶行知不期而遇，陶行知仍然穿著一身藏青色的學生服。他倆特意邀陶到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去看一看，陶著急地說：“對不起，來不及了，今天我已買了車票，我得馬上趕到車站去！”
翦伯贊問他：“為什麼不留在武漢參加保衛大武漢的工作？”陶行知說了一句笑話：“有了陶德曼，就用不著我陶行知了！”接著又說了一件事，說是有人要留他在武漢做三青團的總干事。他便建議，三青團最好不要排除任何黨派的青年，它應該是中國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青年的一個綜合組織。結果，他的建議被拒絕了。他說：“現在成千成萬的孩子流亡到重慶沒人有管，我要趕到重慶去搶救這些孩子們！”
當天深夜，陶行知便匆匆登上了去重慶的火車。
翦伯贊第三次見到陶行知是在1940年冬天的重慶。那時，翦伯贊正在給馮玉祥講中國通史，陶行知來拜訪馮玉祥，兩人便不期而遇。他告訴翦伯贊：“我在重慶的古聖寺創辦了一所育才學校，搶救了200多個天才孩子，現住在古聖寺廟裡。你來重慶來得正好，這些孩子等著你去講課呢！”
翦伯贊欣然應允：“好，明天我就到你的育才學校去看看。”
次日上午，翦伯贊興致勃勃地來到了古聖寺。整個古聖寺在林蔭遮蔽之中，盛暑不熱。在寺南不遠處，有3間草房，是新蓋的國書館。在古寺通向草房圖書館的路兩旁，是師生們自己開墾的菜園。附近還有兩口池塘，荷花盛開，清香襲人。育才學校專門招收那些在抗日戰爭中流離失所的難童，以“培養人才的幼苗”為教育目的。根據學生的特長和愛好，學校開設了社會、自然、文學、美術、音樂、戲劇、舞蹈等7個科目，並聘請賀綠汀、艾青、戴愛蓮等名師任教。
這次實地考察，育才學校給了翦伯贊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對陶行知創新辦學的經驗贊不絕口，並自願前往該校擔任歷史教員，講授中國通史。
翦伯贊對育才學校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住校期間，學生們每有文娛演出或課堂討論，他都積極參與，有時陶行知陪同他一起參加。一次學生在排演歌劇《朱大嫂送雞蛋》時，翦伯贊情不自禁地隨著學生們歌聲和掌聲的節奏，也唱起了“母雞下蛋哪，咯噠咯噠叫呀”。他身邊的陶行知聽了，大為驚奇，高興地問：“剪先生，您是什麼時候學會的？”翦伯贊笑答：“跟著同學們哼哼會的唄！”
隨著相處日久，兩人友誼日深。對於他們的友誼，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后，翦伯贊在《我和行知先生》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記述：
他（陶行知）對於青年，對於朋友的誠懇和幫助，卻是世所稀有……他對我而說，在抗戰的幾年中，他關心我的生活，關心我的健康，關心我的著作，真是無微不至。我有幾次貧血病與心臟病發作，都是因為他的幫助才好轉的……甚至他對我吸煙的嗜好都沒有忘記。他自己不吸煙，但外國友人送給他的香煙，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兩支都替我留著，托人帶給我。而且他每次贈煙，都給我附詩一首。
漸漸地，翦伯贊和陶行知成為了患難中的戰友。
1943年冬，翦伯贊聽說陶行知的育才中學辦學經費非常困難，糟糕到幾乎要關門的地步。翦便直奔古聖寺，想安慰一下困厄中的老朋友。可是見面時，翦發現陶手裡拿著一本書，神情顯得輕鬆愉快。翦覺得奇怪，便問：“聽說你的處境非常糟糕，為什麼還這樣悠然自得啊？”陶行知連忙把書反扣到茶幾上，笑道：“我在中國的歷史上發現了一個偉人，你猜猜他是誰？”翦伯贊想了想，便說：“你所認定的偉人，當然不是秦皇漢武！我想准是一位民族英雄吧！”陶卻搖搖頭：“你猜錯了，他不是一位英雄，而是一個乞丐。”說罷，便起身把反扣在茶幾上的那本書拿過來，遞給翦。翦伯贊接過一看，這是一本《武訓畫集》。陶行知便打趣說：“如果我不發現武訓，育才學校可能要關門，現在有了武訓同志的領導，育才不會關門了。”陶行知這種在困難面前的樂觀精神，深深感染了翦伯贊。后來的實踐証明，育才學校在與各種困難的搏擊中，不僅沒有關門，而且越辦越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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