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懿口述 曹龐沛整理
國難當頭 匹夫有責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上海淪陷。由於戰爭硝煙的籠罩，黃浦江岸邊再也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我眼含熱淚，告別了學校，帶著國仇家恨，回到重慶。在素稱“流亡學生的搖籃”——重慶大學借讀一年后，我得知唐山交通大學遷到了貴州，1938年冬天，我好不容易搭上一輛運山貨到貴州的“老牛車”，在崎嶇泥濘的道路上顛簸了4天4夜后，總算平安抵達唐山交通大學所在地——貴州平越。
平越縣城很小，南北長僅一公裡，東西不過半公裡。學校遷到平越后，沒有合適的校舍，於是利用平越縣孔廟作為學校本部﹔利用僧房作為授課教室﹔利用舊時的考棚作為學生宿舍。分別命名為“天佑齋”“鴻哲齋”“木蘭齋”。
當時的學習條件非常艱苦，筆記、傳抄與背誦就是我們的“課本”“教參”“圖書館”。除此之外，生活也極其清苦，我們吃的是糙米、青菜，住的是籬笆房，睡的是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凍。每個學生都配發了一盞小油燈，以供夜間的學習生活。全校師生不畏艱苦，其樂融融，堅守在中國學術研究的陣地。
盡管如此，我們並沒有忘記“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同學們在中國共產黨與外圍組織“民先”的領導下，組建了學生會、讀書會、女同學會、漫畫學會、宣傳隊、歌詠隊等，並成立了各種進步社團，如“越光社”“山城社”“話劇團”，創辦了《越光周報》《山城》《呼聲》《大家看》等壁報刊物。我參加了由黃家騏、李范初、王家林倡導組織的“越光社”，具體工作是配合社長劉立緒、總編輯黃家騏把《越光周報》辦得有聲有色。我也曾在刊物第4版的“婦女”專刊上投稿，發表《女同學們團結起來，撐起抗日宣傳的“半邊天”》等文章。我們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學生，充分運用這些陣地，以廣闊的視覺、犀利的筆鋒，把世界的見聞、時代的潮流、社會的景象、抗戰的信息展現給廣大民眾，以此推動抗日宣傳和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
為了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和教育水平，同學們還配合抗戰教育，在萬壽宮成立了民眾夜校，開辦3個班，招收家境貧困子女入學。后來夜校發展到男女老少都有，我們還免費給他們提供課本、文具，熱情地給他們上文化課和時事教育課，講述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戰歌曲。每晚上課，風雨無阻。
1939年元宵節，唐山交通大學的學生們組織宣傳隊，到70裡外的仙橋野雞坡苗族村舉行了一次大規模抗日救亡宣傳的活動。當時，一場大雪剛停，大家興致勃勃地背上被包，輪流抬著服裝、道具，冒嚴寒，踏冰凌，穿行在崎嶇的苗鄉小徑。即使摔得一身泥、一身水，大家仍然一路歡歌笑語。到了野雞坡苗村，我們把在當時很珍貴的兩擔鹽巴和幾罐好酒及一些糖果分送給各家各戶作為見面禮，進行慰問，受到了苗胞們的盛情接待。入夜，宣傳隊在寨子裡作公演，邀請鄉親們圍坐在場壩四周，點上汽燈，燃起篝火。同學們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繪聲繪色的表演、生動活潑的歌唱，激發了苗胞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決心。
同學們還與苗胞一起聯歡，參加“斗牛”“跳月”“對山歌”等苗族傳統節目，並同場圍圈翩翩起舞。大家心手相連，進一步加深了民族之間的了解和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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