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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瀾遵義 霽月光風【2】

2018年07月16日08:14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挽瀾遵義,霽月光風

“抬轎子”行軍

1934年冬,流經廣西興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涼沁骨。

11月27日,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渡過了湘江,隨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處可涉水而過的淺灘,並架設了一座浮橋。

此時,全州至興安的湘江防線,隻有零星小股敵軍,中央紅軍的機關部隊即軍委縱隊,離湘江最近的渡口僅70余公裡。倘若輕裝前進,紅軍主力可在一天內,兵不血刃地渡過湘江。

然而,軍委縱隊的人馬一路龜速前進,一天一夜僅前進不到20公裡。最終,國民黨湘軍、桂軍和中央軍三面形成合圍之勢,紅軍不得不血戰5天才渡過湘江。

血染湘江,是長征史上最慘烈一役。這枚由於指揮失誤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時就埋下了種子。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在共產國際的“包辦”下,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為了適應大轉移的戰況需要,黨和政府全部並入軍隊,黨政軍的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三人團”,毛澤東、朱德、劉伯承等紅軍領導則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憲,比王明小3歲,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底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3年半回國。留蘇期間,博古與王明是同學,都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重要成員,在蘇聯歷次“路線”斗爭中,博古站隊站得好,深得第三國際賞識。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壞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薦,年僅24歲的博古火箭式躥升,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王明臨走前反復叮囑博古:無論什麼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不要擅自行動。

年紀輕輕的博古成為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李德躋身最高“三人團”,則是一系列“誤會”和“巧合”的結果。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1928年前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后,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奧托·布勞恩來到了中國上海。那時他可不是什麼共產國際派給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派來給國際間諜佐爾格送經費的交通員。

共產國際確實派了一位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著稱。然而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奧托·布勞恩便頂了這個“空缺”。博古雖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國內一無威望二無經驗,於是拉著奧托·布勞恩這個並非正牌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當大旗。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並,對外稱“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總負責人。同年9月,奧托·布勞恩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軍事,全盤倚仗洋顧問李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能做的只是發電文執行。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隻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裡按地圖指揮戰斗,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在最高“三人團”的決策下,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后的行軍隊形往往是:紅三軍團為右翼,其后是紅八軍團﹔紅一軍團為左翼,其后是紅九軍團﹔中間是軍委第一、二縱隊,紅五軍團負責殿后。這種行進陣式,被劉伯承譏笑為“抬轎子行軍”。

當時,中央決定所有可搬走的東西都要搬走,甚至病號的尿盆也捎上。這種“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使得紅軍戰斗力大減。各路紅軍抬著軍委縱隊的“轎子”,既暴露了目標,也給蔣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時間,讓他得以調兵遣將,在湘江東岸布置了鐵桶陣。

經過一番血戰,中央紅軍總算過了江,但從長征出發時的八萬余人,銳減為三萬余人。面對大批紅軍戰士的犧牲,博古幾乎精神崩潰,而李德不但不檢討,反而暴跳如雷,把慘敗的責任全推到紅軍指戰員的執行上。

不過,也有讓李德惴惴不安的事:從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組織遭破壞后,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中斷了(信號需要在上海過橋),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聯系不上了。

由於聯絡中斷,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過日本報紙,才知道長征開始了。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復長征中的電訊聯絡。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個熟悉無線電的波蘭人前往中亞,李立三還專門派了兩撥人,背誦無線電密碼本后經過新疆尋找紅軍,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陳雲奉命離開長征隊伍,輾轉多地,好不容易趕上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式,才把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消息帶到莫斯科。而中共與共產國際正式恢復電訊聯絡,還得等到1936年的瓦窯堡會議之前。

現在看來,中共中央與莫斯科暫時失去聯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寶劍”,中共頭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腳的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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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亞瀾、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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