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瀾遵義 霽月光風【5】

“冷板凳”

在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擔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騎著馬的張聞天。

此時的張聞天，名義上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內僅次於博古的“二把手”，實際上也在坐著“冷板凳”。

張聞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戶人家，留日、留美、留蘇，早年熱衷文學創作和翻譯，有長篇小說問世，郁達夫評價他完全能成為一個詩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回國后，張聞天在黨內地位不斷提高，先是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隨后又成為僅次於總書記博古的黨內領導人。

作為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革命家，張聞天對“左”和“右”一直都保持著理論警惕。在中央蘇區，他就撰文批判過極“左”現象，如排斥知識分子，在肅反中的亂抓亂殺現象等。張聞天與博古很快分歧叢生。

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戰役總結會上，張聞天與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間，發生了激烈沖突。洛甫說，不應該打消耗戰。博古反唇相譏，說洛甫採取了普列漢諾夫對列寧採取的態度（即右傾機會主義）。洛甫又說，咱們中國的事，不能全聽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與博古沖突激化之后，張聞天和毛澤東逐漸越走越近。

不同於王稼祥，他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不過，分管政府工作后，他並沒有像博古那樣孤立毛澤東，而是時常聽取他的意見。接觸越多，他越發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比如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等策略上，兩人的觀點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敵機轟炸瑞金，黨中央遷至雲石山，毛澤東和張聞天一同住進雲山古寺，兩人有了長時間深入交流的機會。張聞天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原來，毛澤東絕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對中國革命未來圖景的描繪，讓張聞天刮目相看。

廣昌戰役的那場爭論之后，博古派張聞天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實際上是把他排擠出了中央。長征快要出發以前，張聞天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當時關於長征前的一切准備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則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縱隊，毛澤東和王稼祥由擔架抬著行軍，張聞天騎馬與兩副擔架同行。他們三人在行軍中一有時間就相互交談，討論問題。

張聞天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不久，李德發現三人接觸甚密，想從中阻撓，於是找來王稼祥、張聞天，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但此時這兩人對他已不屑一顧。李德在回憶錄中還在“抱怨”，毛澤東不顧紀律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找那個政委談，導致對博古和他的批評越來越多。

當時，紅軍中有最高“三人團”，即李德、博古、周恩來，起著主要的領導作用。這時，在長征中央隊中卻形成了另一個“三人團”———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這個中央縱隊“三人團”，雖然成員都處在備受“冷落”的地位，卻將使中國革命絕處逢生。

“橘林談話”

中央紅軍翻過老山界后，情報顯示，蔣介石已經識破了紅軍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並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專等紅軍去鑽。

張聞天迅速把情報告訴毛澤東。此時，維持黨和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大事。毛、張二人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張聞天隨即向周恩來提議召開臨時緊急會議。

12月12日，在通道縣城的恭城書院（另說在縣城一戶人家的偏房裡），參加臨時緊急會議的七個人在講堂裡坐下來。如今，書院模擬還原了當時的會議場景：六把座椅圍著一張方桌擺開，毛澤東的那把椅子擺在一角，似乎是個旁聽者。

從寧都會議被解除兵權以來，這是毛澤東首次對軍事行動有了發言權，盡管只是以列席會議的身份參加，仍意義非凡。

通道會議沒有留下任何記錄，僅李德的《中國紀事》回憶錄裡有所記載。李德說他主張中央紅軍按原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被毛澤東“粗暴打斷”了，后者主張放棄北上湘西，轉而西進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張聞天、王稼祥異口同聲表示“贊成”，周恩來也表示贊成。一番激烈爭吵后，李德憤然中途退場。而早已沒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覺得毛澤東的提議有道理。

事實証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避免了紅軍重蹈湘江覆轍。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書中說：“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三萬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

此后，紅軍出其不意地由被動逃跑轉向主動進擊，挺進貴州，攻佔黎平，不僅把蔣介石的“圍剿”軍甩在湘西，還贏得了喘息之機。

黎平縣城的翹街相當繁華，翹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鋪，宅院寬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鋪召開會議。博古仍然堅持中央紅軍由黔轉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並認為這是共產國際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澤東不同意博古的意見，堅決主張繼續向黔北進軍，以遵義為中心開辟根據地。張聞天、王稼祥繼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瘧疾未能參會，當周恩來把會議決議譯文給他送去，他看后大發雷霆，用英語和周恩來吵了起來。周恩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面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屋子裡頓時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來，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蠻橫，與后者徹底決裂了。

此時，博古、李德頭上的光環已經被徹底打破。紅軍上下認識明確，讓錯誤的人繼續掌權，錯誤就很難避免。可是，正當敗軍之際，誰來臨危受命呢？

遵義會議前，張聞天與王稼祥之間有一個著名的“橘林談話”。對此，時任紅一軍團第2師4團團長的耿飚回憶：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一片橘林裡，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擔架放下來休息時，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感到憂心忡忡。王問張：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張的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周恩來和朱德“這次毫不猶豫地支持了”。

耿飚對張聞天推舉毛澤東之舉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隻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貴州中部飄起大雪，大地銀裝素裹。中央紅軍到達了瓮安縣猴場，把從土豪家裡沒收的財物拿出來，分發給當地窮人。市場上一片紅火，街上到處笑逐顏開，洋溢著辭舊迎新的氣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博古、李德依舊堅持原來的行軍路線，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予以批駁，並堅持黎平會議的立場。沒有經過激烈的爭論，博古、李德的建議就被會議否決了。

會議解除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