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瀾遵義 霽月光風【4】

擔架上的謀略

中央縱隊從江西於都出發后，毛澤東、王稼祥都躺在擔架上，行軍中常伴左右。

毛澤東體格消瘦，身患瘧疾剛恢復，無力走路。王稼祥則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肚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醫療條件簡陋，無法取出彈片，隻好採取保守療法，王稼祥隻能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

可以說，在從蘇聯回國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蘇期間，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雖然他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因為對中國的情況缺乏了解，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並因此很受重用，成為王明派到中央蘇區的第一批留蘇干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后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樣，認為“山溝裡出不來馬列主義”，還曾批判毛澤東“經驗論的落后思想”，不過與毛澤東見面后，他就被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憶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說：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在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贊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

從此以后，這對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后，王稼祥與毛澤東一起指揮戰斗。他親眼看到，在中央蘇區，凡是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去辦的，總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辦的，就往往適得其反。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並在政治和軍事觀點上越來越傾向於毛澤東。

在毛澤東備受打擊的寧都會議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這一發言震驚了全場，連毛澤東都感到意外。畢竟，在當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裡，沒有一顆立黨為公的公心，這番話是不敢講的。

毛澤東曾經說：“有書本知識的人，應向實際發展，然后才能不停止在書本上，才能不犯教條主義錯誤。”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個在“實際發展”中糾正了教條主義錯誤的“紅色教授”。

不過，也正是因為王稼祥脫離“左”傾“國際派”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擠、打擊的對象。

由於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與李德意見向左，王稼祥不僅完全離開了工作，還險些被留在中央蘇區養傷而不能隨軍轉移。幸而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這才被抬出醫院，跟上大部隊。

毛澤東、王稼祥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后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兩人的擔架經常會碰到一起。

“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了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樣描述。

毛澤東亦曾多次講過，王稼祥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

遵義會議時，王稼祥帶病出席了三天會議，並在雙方勢均力敵時站了出來說，“事實証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 后來，毛澤東多次對人說：“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長征之后，王明在武漢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從蘇聯帶來了共產國際極為重要的指示：“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斗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黨內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