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瀾遵義 霽月光風【6】

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5年1月，中央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佔遵義。

紅軍司令部駐在軍閥柏輝章的豪宅裡，遵義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中央軍委和紅一方面軍都在這裡有辦公室。周恩來和鄧穎超住在二樓﹔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來作為遵義會議籌備人，事無巨細。“我們中午進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布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一遍，表示滿意。”當時在總部工作的呂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書中回憶說。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不久曾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來的運籌下，毛澤東住在一棟兩層樓的洋房，賀子珍和他住在一塊﹔張聞天、王稼祥也住在這裡，離開會的地點比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邊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裡。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樓裡，便於隨時交談關於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些問題。

對於會議發言順序，周恩來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陣”，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這樣的安排：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發言﹔毛澤東發言﹔王稼祥發言﹔其他與會人員自由發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義會議召開。這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參會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列席。

為什麼要開擴大會議呢？毛澤東在20多年后回顧說：“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裡我隻有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這樣，政治局開會，經常是兩種意見，一邊是我、王稼祥、張聞天，三票﹔他們那邊是四票……每次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永遠不能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會，一直是三票對四票。后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就說，老是三票對四票下去不行，我們擴大一下，我把擁護我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找來，你們把擁護你們的主張的下面的人也找來，搞個擴大會議。這樣，才有了遵義會議。”

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周恩來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連開三天，博古在報告中為失敗進行了辯護。博古作完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在主觀因素上明顯與李德、博古劃清了界限，還作為“三人團”成員之一，明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從主觀上作了檢查，作了自我批評。

“他出以公心，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這種正確態度，對扭轉會議形勢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站出來，會議要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說。

周恩來之后，張聞天架起了“當頭炮”，這份報告后來被稱為“反報告”。張聞天發言時手裡拿著個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的集體創作”。張聞天在黨內威望很高，由他把三個人研究了一周的話講出來，分量很重。

毛澤東的發言也不同尋常，他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深刻地分析了軍事錯誤的症結所在。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指出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甚至說“如果繼續這樣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李德坐在門口，聽著伍修權的翻譯，處境狼狽。美國著名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在他的《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書中，這樣描寫李德參加遵義會議時的情景：李德處境很不利，遠遠地坐在門旁，隻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他們在說什麼。博古發言時，他的臉漲得通紅，當毛澤東開始抨擊他時，他的臉又變白了……

遵義會議在1935年1月17日結束，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事實上確認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老毛行”

遵義會議后，遭到批評的博古與中央軍委縱隊的同志一起離開遵義向北行進。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語，郁郁寡歡。

1935年2月5日，紅軍到達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小村庄。政治局決定在這裡開會，討論中央領導人選。

會前，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同他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長談。這番長談沒有留下文字記載，但博古對徹底打開自己心結的那些話語印象極為深刻，曾對不少人談及。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派陳雲、潘漢年分別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博古向潘漢年詳談了自己為何交權、為何讓毛澤東回到中央領導核心的思想過程。后來潘漢年依據自己的記憶，對這番長談有大略記載。

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面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后，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博古說，周恩來所言甚是，中國革命靠誰的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除了勝利我們還有什麼東西不能放棄的。

此時的博古，也在不斷反思著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傾軍事錯誤。

湘江慘敗后，博古就曾經掏出腰間的手槍，朝自己瞎比劃。這一幕恰被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看到。他趕忙制止博古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鬧著玩的！”博古這才知道自己失態了。

通道會議上，博古在是否與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關鍵問題上，也亮出了轉變的“首秀”。這是博古第一次在紅軍最高決策會議上，直面李德而否決李德的主張。

遵義會議上決定取消“三人團”，對這一點，博古是服氣的。會上，面對眾人疾風暴雨般的批評，博古經受的內心煎熬可想而知。作為大會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斷、反駁任何人的發言甚至禁止這些發言，但博古沒有這樣做，他保障了所有與會者暢所欲言的權利，認真聽取了每一句批評。

遵義會議后，也並不是每個人都一下子轉變過來。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就有不同意見。凱豐曾對博古說：“對錯誤路線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博古對凱豐說，局勢已經定了，不好再講什麼了。

想通了之后，博古將裝有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給了張聞天。

再后來，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張國燾、陳昌浩分別找博古，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國燾領軍8萬，多過中央紅軍數倍。如果他們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勢怎樣，可想而知。

面對張國燾、陳昌浩的拉攏，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毛澤東后來曾對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