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瀾遵義 霽月光風【3】

“我的腦袋沒有被壞掉”

長征初期的毛澤東，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然而，隨著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早已被排擠出了中央領導層。

事實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與一直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毛澤東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左”傾冒險主義佔據了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從那時起，親自創建了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毛澤東就處於被排斥和打擊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被撤銷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書記職務。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又進一步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毛澤東被完全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擊和罹患嚴重的瘧疾，讓他在福建長汀醫院修養了半年之久。

現實其實已經明確了孰對孰錯。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指揮下，中央蘇區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雖然沒有了指揮權，但周恩來、朱德等在實踐中認識到中央要求紅軍先發制人的命令是錯誤的，果斷地採取了毛澤東主張的集中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取得了勝利。

然而，1933年初，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博古等人把中共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也帶來了更嚴重的錯誤路線。博古、李德等拒絕採納毛澤東的正確建議，使得紅軍由勝轉敗——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戰略指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1933年春夏，毛澤東回到瑞金，卻仍被打入“冷宮”。為了避免在“肅反”中授人以柄，毛澤東幾乎不與人主動交往。他曾回憶說，“我就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 “那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壞掉。”

毛澤東忍辱負重，但博古仍急於“甩包袱”，甚至在長征隨軍的領導干部名冊中都沒有毛澤東的名字。是周恩來同博古、李德據理力爭，博古才勉強同意重新把毛澤東加入到中央縱隊的名單中。對此，當年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在幾十年后說：“若果他(指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個樣子。”

雖然周恩來為毛澤東爭取到了隨軍的名額，但毛澤東本人卻不願意走，他上書中央，表示要留下來打游擊。周恩來知情后，當即騎馬從瑞金趕到毛澤東住的於都縣，在夜雨中同毛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來騎馬回瑞金，見到博古就講了一句話：“他同意跟著走了。”

周恩來談了一夜，可見勸說艱難。1934年10月18日，毛澤東隨中央縱隊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書籍，一把雨傘，兩條毛毯，一件舊外套和一塊油布。

在見証者的回憶中，他憔悴得讓人心疼：

“長征之初，毛澤東40歲。他雙頰深陷，憔悴消瘦，黑發長得幾乎齊肩，兩眼炯炯發光，顴骨高聳，看上去很難受。他患瘧疾，經常復發，一病數月。盡管教會醫院出身的傅連暲醫生使盡了渾身解數，他還是處在半恢復狀態，感到虛弱和乏力。”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的暗夜：遠離決策中心，無人理睬，身體虛弱，疾病纏身。

也正是在這時，毛澤東堅持的正確主張雖然得不到執行，卻在默默產生著影響力。

在政治局內，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來自蘇聯的“國際派”，無論怎麼投票都是多數。但是，在血的教訓面前，“國際派”其實已在發生著分化。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國際派”中已經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帶來的並不是勝利。很自然地，他們與曾經批判的對象——毛澤東漸行漸近。

張聞天筆記記載：“在長征出發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澤東同志閑聊，我把對中央的不滿全坦白了。從此，和毛澤東同志親近起來，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長征開始時，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軍團之中，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讓他們幾個湊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參加中央決策。毛澤東立即對這種安排提出了反對。經過爭取，博古最后“開恩”，把他們仨都安排在中央縱隊，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監管。

如果毛澤東沒有和張聞天、王稼祥編在一起並朝夕相處，很大可能，不會有遵義會議。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歷史，就因為一個小小的細節開始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