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時刻 苦心護黨【2】

最高禮遇

1935年6月25日，夾金山下的兩河口，清早剛剛布置好的歡迎會場，就被接踵而至的陰雨籠罩了。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在會場忙碌。他們剛剛率領中央紅軍即一方面軍，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接上頭。這次專門布置會場，是要迎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到來。

毛澤東早就派出電話兵，爬到五裡以外的山上觀望，做好迎接准備。會場所在地是一片山間坡地，從西北的夢筆山和東北的邛崍山流過來兩條溪流，到這裡匯合，故名兩河口。負責中央保衛工作的鄧發和羅瑞卿選中了這個地方，調來工兵干了三個小時，伐木墊土拋石，上邊就著自然坡勢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邊用沙土鋪平地面，代替歡迎貴賓的紅地毯。周圍沒有房屋和牆壁，歡迎的標語就挂在樹枝上。

會場顯得寒酸。這也恰恰反映了當時中央紅軍的狀況：長征以來，數月長途行軍，沒有根據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下疲於奔命，傷亡加之掉隊、逃跑，這支隊伍已經“拖得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與相對兵強馬壯的四方面軍聯系上繼而會師，可謂絕處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從敵人的包圍中突出去。

上千紅軍戰士集合列隊，在風雨中焦急等待。隊伍演練著陸定一前一天新編的《兩大主力紅軍會師歌》。這首歌后來被改了詞，成為人們熟悉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歌》。

雨勢突變，粗大的雨點打下來，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個人身上都透濕，但沒一個離開會場。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報有一行人馬正在前來，中央領導人從毛氈帳篷中走出來，准備歡迎儀式。

中央領導人迎出三裡之外，等候在路邊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員一字排開，他們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后黨內負總責）、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軍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負責人），連病中的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王稼祥（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這是中央給予張國燾的最高禮遇，也是紅一方面軍給予兄弟部隊的最高敬意。

張國燾一行十余人鞭打著高頭大馬，飛馳而來。毛澤東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澤東與張國燾相識甚早。早在1919年，毛澤東北上北京，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職的機會，讓他得以在北京大學旁聽課程。1949年定都北京時，毛澤東又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地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與毛澤東相比，張國燾與李大釗相處時間更長，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稱陳獨秀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釗是自己精神家園的導師。北大圖書館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場所，當時已是學生運動風雲人物的張國燾，經常在那裡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驅人物高談闊論。

在長征的隊伍中，隻有毛澤東、董必武和張國燾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當時不是中央領導，毛澤東年齡比張國燾大5歲，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1927年八七會議上才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進入政治局，1935年遵義會議增補為政治局常委。而張國燾在一大后就進入三人中央局，陳獨秀是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此后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

張國燾起初分管工人運動，曾領導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多次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周旋於國共兩黨的上層，還代表中共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見過列寧。

1931年，張國燾懷揣王明“尚方寶劍”來到鄂豫皖蘇區。甫一到來，他便對根據地黨和紅軍領導機構進行改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擔任書記兼軍委主席，總攬黨政軍大權。

1932年，迫於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轉戰西進，在陝西和四川邊界創建川陝蘇區。

1935年1月22日，剛剛結束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聯系上了紅四方面軍，電令“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紅四方面軍也踏上了長征之路。

現在紅四方面軍與中央會合了，但是若論起資歷來，黨中央所有領導人，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