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時刻 苦心護黨【7】

另立中央

就在黨中央率一、三軍團緊急脫離右路軍的那天夜裡，張國燾久等陳昌浩、徐向前的回電不至，他思謀良久，決定搶先動手，確保左路軍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

那一夜，張國燾派出自己的警衛排，解除了紅軍總司令朱德和參謀長劉伯承警衛人員的武裝，把二人軟禁了。當夜，張國燾與朱德、劉伯承一番長談，不歡而散。

9月15日，張國燾召開左路軍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提出南下主張，並煽動與會者批評中央，圍攻朱德、劉伯承。

會議上，面對張國燾一伙的喧囂，朱德十分平靜，若無其事地翻看手中的書。張國燾逼著朱德表態反對北上，其親信黃超竟然狂妄地跳起來，罵朱德“老糊涂”“老右傾”“老頑固”。忍無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我是擁護北上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輪到劉伯承表態，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兒蓋會議是正確的。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你們南下，是要碰釘子的……你們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張國燾拉攏不了朱德、劉伯承，卻也不敢公開對這兩人有所不利。

朱德自不必多說，他是紅軍的創建人之一，一直擔任著紅軍總司令，德高望重。

劉伯承則是紅軍中人人敬仰的“軍神”。

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劉伯承就已經是川軍中最足智多謀、能征慣戰的名將。廣為流傳的故事是，1916年率領川東護國軍參加討袁戰爭時，右眼中彈，他卻說“救國救民，來日方長，安能損及神經”，繼而免麻藥進行手術。手術后，他還好整以暇地告訴醫生手術過程：“72刀。”

南昌起義時，劉伯承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擔負著參謀長的職責。在中央蘇區，劉伯承被視為“無產階級的孫武”。

盡管朱德、劉伯承立場明確，態度堅決，但張國燾在左路軍一手遮天，會議最終通過了他的“決議”：南下。

幾天后，陳昌浩、徐向前率領右路軍再次穿過草地，南下與左路軍會合。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狂妄氣焰可見一斑。

另立中央的巨大變故來得如此突然，就連陳昌浩也無思想准備，沒有立即發言支持。徐向前則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他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長期在張國燾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此時的沉默，已經表明了態度。

張國燾的注意力還在朱德、劉伯承身上，他再次強令兩人站出來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一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說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劉伯承同樣呼吁黨和紅軍要團結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擊敵人。

張國燾對德高望重的朱德無可奈何，但對劉伯承還不死心。卓木碉會議結束后，張國燾來找劉伯承，做最后的拉攏：“我們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軍委委員有你一個。”劉伯承說：“我不同意這樣搞法。”張國燾怒氣沖沖反問：“你不想當總參謀長了？”

果然，劉伯承很快被免去總參謀長之職，轉任沒有指揮權的紅軍大學校長。

紅軍大學中，很大一批干部、學員是原紅一方面軍的指戰員。面對張國燾對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徑，他們有的提出要北上，找黨中央﹔有的提出張國燾要阻攔，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

這些意見秘密匯報給了劉伯承，劉伯承則向大家的“主心骨”朱德請示。

為了保存紅軍主力，朱德沒有與張國燾公開決裂，扔下四方面軍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運用策略盡力周旋。

眼見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現，朱德再一次擔當起了維護大局的“定海神針”，他耐心地對劉伯承等人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斗爭，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掌握正確的斗爭策略，要顧全大局，維護紅軍的團結，隻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搞分裂活動的只是張國燾少數幾個人，眼前的曲折總是能克服的。”

朱德堅決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對於張國燾肆意妄為形成了有力制約。恰如徐向前所說的那樣，“朱總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