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读本》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抗外来侵略、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然而大多遭受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近代以来，曾有多种思想被用来指导中国的独立富强之路，如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戊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论、辛亥革命运动中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等等，但在实践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些西方“舶来品”在中国水土不服，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则改变了这种状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改变了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迷误，并在其指引下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纷纷奋起，或投笔从戎，或实业兴邦，各展其能。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亦是党的奋斗目标。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以后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反帝反封建，始终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责任扛于肩上。历经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最终实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成了最坚强、最巩固的同盟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把他们动员起来的？这就要从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说起了。

　　《中国共产党读本》，谢春涛 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的复杂情况调整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策略。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准确认清了国内外的形势，摒弃前嫌，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读本》，谢春涛 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孙中山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前，曾经多次与南方军阀合作，希望依靠军阀的军队进行北伐。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军阀是不可能将自己的军队真正投入革命的，孙中山屡遭挫折。 这一教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不仅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而且只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才有人民的一切。解放战争时期，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军事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对于如何进行革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了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他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成功指引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则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执政的警世名言。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希腊文称为“人民的权力”，德语称为“人民当权”，中国人通常称为“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是真正的民主。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曾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不久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向赴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特使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判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错误判断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说起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继承者和创新发展者，对国家的结构形式进行了不断探索，最终建立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民族状况的必然要求，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冷战的背景下，针对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的现实，经过对国际局势的权衡利弊和对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在这些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并站稳了脚跟。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强国家和弱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1952年底，国家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大部分已经恢复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胜利完成。

　　新中国的成立，为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提供了最可靠的前提和保障。在广大农村，1950年冬到1953年春的土地改革运动，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迸发出高度的建设热情，体现出高度的主人翁意识；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解放了几千年来受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束缚的广大妇女；党和政府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丑恶现象。一个崭新的社会图景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1953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沉睡在“天朝上国”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威力，开始意识到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迫切渴望中国也能够实现本国的工业化。为此，中国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艰苦探索，实现工业化成为几代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客观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历史发展的轨迹已经表明：探索的起步和开局是良好的，但随后就出现了失误，走了弯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也是中美对峙20多年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时刻，中国与曾经的“老大哥”苏联的关系却冷至冰点。当在中南海书房里毛泽东与尼克松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中美两国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对峙与对抗终于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述了中国梦，指出中国梦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还是人民的梦，每一个人的梦，强调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看，没有哪一个梦想像“中国梦”这样打动人心、激励人心、凝聚人心，也没有哪一个梦想像“中国梦”这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之牺牲、为之探索、为之奋斗的伟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