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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观邓小平的“内参”批示，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境界高远，统揽大局，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展示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才能。
邓小平阅读“内参”眼光敏锐，并通过批示，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或者对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出决断。
1975年9月17日，《来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济南市委一位领导干部庇护其子长期逾假不归部队。邓小平看后，当日批示：“告部队立即予以除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的引文，皆引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不再一一注明）1977年8月19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党的十一大代表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邓小平阅后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富等中央领导人。以上两个批件涉及党风、党建，尤其是后者，邓小平听到的反映“极多”，故批送其他领导人，以期引起重视。
一篇篇看似寻常的“内参”，经过中央领导人的“点化”，上升为一个个重大决策。这正是“内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对“内参”的批示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李先念等，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当日看到这个批件后，加写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3月24日，邓小平阅胡乔木转来的《情况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受厦门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负责人的阻挠，套购走私珍珠大案无法清查》，批示：“请中纪委抓紧处理，以此为例，作一大案处理。处理要坚决，所有牵涉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应即停职，听候审查（审查结果，如无责任，当然复职）。”邓小平还对胡乔木等人表示：赞成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四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
1986年3月3日，我国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人，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就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若干建议。邓小平于5日阅后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提议请有关领导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4月6日，邓小平阅关于座谈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在我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六三”计划。这个计划，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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