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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邓小平作为大政治家的风范，从他的“内参”批示中也可窥见一斑。1979年9月中旬，邓小平将新华社报送的“内参”《上海一基层宣传干部写信给市委建议立即停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舞阳县发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的反动传单》等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各同志阅。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传阅材料后，邓小平特意批示：“应告有关省委注意，但不要为对我的议论而进行追查。”充分体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政治识见。
邓小平在处理问题时，既充分体现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又充分显示出其灵活性。对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上发生的片面性或错误，他一方面进行批评和纠正，另一方面又给予更正错误、提高认识的机会。1979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谈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邓小平获悉后，在1980年4月11日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批评了这一看法，指出：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邓小平谈话后，清华大学党委提交了关于这位副校长谈中美关系时不当之处的报告，邓小平于4月19日审阅后作出批示：这位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应予肯定。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映较大，故予以澄清。就他本人来说，只要认识到就可以了，不再进行批评”。
邓小平的“内参”批示，还充分体现了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问题的关注和关怀。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曾致信邓小平，请求帮助办理其长孙赴美留学护照一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教育部处理。对马老的事应照顾些。”对“文革”中一些受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家属的申诉，邓小平在批示中总是表达嘘寒问暖之意。如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文如其人。邓小平的“内参”批示，真实地彰显了邓小平的语言艺术风格和为人处事品格。一是简洁明快，要言不烦。邓小平讲究务实的作风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无论是撰文还是批语，从来都是言简意赅，体现了一种简约、洁净之风格。二是干脆利索，刚毅果敢。从邓小平的“内参”批示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斩钉截铁、办事果断、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他思维缜密，直击要害，同时又善捏分寸，张弛有度，充分展示了一个大政治家、大革命家的强劲之气和罕有张力。
〔作者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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