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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2日，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阅读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刊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后，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新时期我党颁布的关于政协制度的历史性文献。
1980年3月30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南京军区准备建造一座豪华的高干招待所。邓小平阅后批示：“由中央办公厅查证，并制止。”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就南京军区建造接待用房的情况作出说明，邓小平阅后，再次批示：“可以继续建成，建成后拨作旅游事业使用。设计亦按旅游标准修改。军队内部不应该有这样豪华的招待所。”4月25日，邓小平阅一封不同意为中央军委常委更换奔驰轿车的来信，作出批示：“意见是正确的。此事如尚未执行，应该停止（即告外贸部）。”以上三个批件，足见邓小平治军甚严。
（二）关注科技和教育，为新时期科技和教育的恢复与起步付出了特别的心血。
邓小平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善于择善而从。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致信中央，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邓小平阅后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邓小平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重视教育家的意见，支持他们提出的正确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故建议中央选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邓小平阅后批示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并明确表示：“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对后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5年11月初，国家教委所属36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阅信后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这个批示，后来在社会上演变成两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大政策，有许多是从教育方面“撕开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邓小平看到《人民来信摘报》上反映北京语言学院部分留学生要求多同中国学生、中国社会接触一事，批示：“此事应予重视，由教育部调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问题）。”10月14日，邓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此后，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松动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来信摘报》反映上海虹口区模范中学一学生要求自费去日本留学一事，方毅批示：“我看这是可以允许的。”邓小平看到此件后，批示同意方毅意见。从此，中学生自费留学的途径开通了。再如，1980年12月26日，邓小平看到美国留学生兰温蒂反映她和中国学生徐铬婚姻受阻的来信，批交教育部处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学，允许兰温蒂与徐铬结婚。从此，中国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婚姻也打开了方便的大门。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当年却是大事。这些事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当年倡导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思考和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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