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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用旧瓶盛新酒 勿以旧酒盛新瓶
1930年2月21日下午，鲁迅先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当时上海美术界的情况发表讲演。在艺术流派上，他全面支持“为社会而艺术”的现实主义画派，他提出：“我们应将旧艺术加以整理改革，然后从事于新的创造，宁愿用旧瓶盛新酒，勿以旧酒盛新瓶。这样做，美术界才有希望。”
1933年10月，痛感到文化界越来越浓厚的怀旧复古气氛，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老新党”学洋文，看洋书，执着于“图富强”，由衷地赞美。对照当时的有些新青年，生在中华民国，受过“五四”熏陶，却无视中国的落后现状及面临的重重生存危机，学起清朝遗老的作派，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慨叹：“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
1934年5月，鲁迅发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对于旧形式，主张“采取若干”，既反对盲目拒绝，也反对整个捧来，而且指出：这些采用，“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
实际上，对于如何择取传统，融合新机，求得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新生，鲁迅先生何尝不曾困顿与彷徨。先生自小浸润于传统文化，深味个中的精髓和弊病。以后南京求学、扶桑留学，先生广泛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现代思潮，认识到改变国民精神的重要性，于是弃医从文，又经过近十年的沉潜，才逐步成长为决绝的文化批判者和思想启蒙者。然而，决绝断然的态度之下，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取舍在先生的内心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体现到书写这事儿上就是———一方面，先生一直极力倡导使用钢笔，他说钢笔“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南京、日本学习时用过钢笔，但先生终究还是改用回细柔刚健的小楷笔“金不换”，为我们留下了七百多万字的著作。而先生于生命最后战斗的十年写赠给友人们的条幅、对联精品使用的则应是柔软的大羊毫笔。可见，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书法，先生内心始终是珍重和难以割舍的。
在今天，砸掉什么瓶子、保留什么瓶子、拭擦什么瓶子，罐装些什么酒水，依然是大问题。鲁迅先生的书迹珍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美好答案。先生确实择取了毛笔、墨、旧体诗这些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形式，悉心加以删增改进，然后轰轰烈烈地注入了自家的新酿。
隔了近80年的时空来欣赏鲁迅先生的书迹珍品，风味尤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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