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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重要的变故
正当党内同志苦思冥想如何解决陈独秀与马林分歧的办法之时，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从而结束了陈马关系紧张的局面，也改变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个“白相人”忽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正在楼上与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兼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交谈，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被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不容分说就将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押上汽车，扬长而去。抓捕陈独秀的是法租界当局，《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一会儿，时任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陈独秀的老友褚辅成正巧前来拜访，也立时被守候在陈宅的巡捕逮捕。褚辅成被押到捕房见到陈独秀时不慎直呼了陈独秀大名，使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释放了他们，陈独秀等5人被关入牢房。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开，顿时满城风雨。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上海各界纷纷营救。
陈独秀被捕，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顿时群龙无首。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显然，陈独秀被捕既是共产国际在华事业的巨大挫折，更是马林修补陈马关系的难得机会。他开始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一是通过熟人请到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二是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疏通关系，打通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由于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营救，会审公堂最终宣判罚大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结。
陈独秀一向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知恩必报。他出狱后，得知马林在营救中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钱，深受感动。被释放的次日，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召集了两次会议，不仅热情地过问工会工作和宣传工作，还引导大家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共中央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援等三个重要问题上统一认识。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与马林更是经常晤面，坦诚相见，也按照要求每月向马林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面报告一次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听取马林对中共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马林则毫无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由此，陈马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此后，陈独秀开始帮助马林推进其与中国革命运动建立联系的计划。在上海，陈独秀介绍马林认识国民党驻沪代表张继等人，从而促成马林1921年冬至1922年春的南方之行，促成他与孙中山在桂林的3次会见及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广州的会晤。此行使马林大为振奋，他坚信孙中山所在的南方才是中国民族革命大有作为的地方，萌发了促成年轻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达成联合各革命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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