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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马林大感意外的是，他的满腔热情并未换来孙中山的真心回报。相反，孙中山仍沉迷于军事斗争而忽视国民党改组。当陈独秀在报上公开批评和当面劝说时，孙中山大为恼火，扬言不惜放弃财政援助都要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他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要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态度至为激烈，迫使陈独秀不得不放下批判的武器，以求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这种态度让马林既感到难堪，更感到失望。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评判有失偏颇。他在给上司信中开始倾诉自己的苦恼，建议改变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抽身而去。
其实，就在马林压服陈独秀等接受“党内合作”方针、全力支持国民党时，共产国际内部就已出现了不同声音。较为熟悉远东和中国情况、较早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首先提出异议，他不赞成马林的主张，认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应附加有利于中共和苏俄的政治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评马林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了国民党，蒙骗了莫斯科，要求把马林从中国召回，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所作的决定”。但是，这些声音根本改变不了保卫苏俄利益的孙苏联盟的大局，因而也改变不了配合孙苏联盟所需要的国共“党内合作”方针。在随后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报告中以极为严厉、毋庸置疑的态度当众批评了持不同主张者，强调俄共（布）对国民党的支持“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所必需的”。曾经坚决反对党内合作的陈独秀，反过来劝说支持他主张的萨法罗夫，表示“既然共产党第三次会议表示赞同这一主张，我希望你也同意这一点”。这只能说明，历经共产国际批评乃至训斥的陈独秀，已经完全信服马林了。
相近的命运和归宿
马林于1923年10月奉命离开中国，结束了他的赴华使命，陈独秀说他是“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由斯大林提议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接替其使命，全权掌控由马林在中国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以保证维护苏俄国家安全利益所需要的孙苏联盟。
陈独秀与马林离别后的政治和人生际遇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政治生命而言，两人最终都离开了共产党，陈独秀于大革命败局已定的1927年7月被宣布离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因在党内从事托派组织活动而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随后创办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任总书记，后来事实上也脱离了托派；马林于1924年回到荷兰，任全国工会书记处主席，1927年，他也同样因为参加托派组织而离开荷兰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并担任书记。就政治态度而言，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全面侵华，陈独秀始终站在民族利益高度，著书立说，发表演说，坚持抗战宣传，甚至呼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时艰；马林在二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在德占期间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并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始终保持一个反抗纳粹侵略爱国者的面目。最后，两人生命的终点都是1942年，陈的忌日是5月27日，马林则是4月13日；陈因饱受战祸贫病交加而逝，马林则惨遭纳粹杀害（一说死于纳粹集中营），都很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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