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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马林，一个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个是荷兰著名革命家，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却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大革命时期，马林三次来华（一说四次），与陈独秀之间的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颇有戏剧效果。
“我们不能靠马林”
大革命时期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顾问很多，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册“人物索引”记载，应有数10人之多。但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有马林后有鲍罗廷，他们分别是列宁和斯大林亲自推荐或建议的驻华代表。其中，马林更为特殊，因为他不仅是列宁亲自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华常驻代表，而且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等具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间，马林无疑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兰著名革命者，共产主义活动家， 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职员家庭。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离开荷兰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尼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返回荷兰，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赴苏联，以马林的名字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丰富的东方革命经历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6月，他奉命首度来华，推动中共于次月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马林的到来，应该说符合陈独秀的愿望。早在酝酿建党之际，陈独秀即通过更早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识到共产国际的性质及重要性，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应该说，马林的经历、资历及对东方革命的情感都是堪当此任的。
中共成立之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职，并积极推动广东建党事宜。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因无法脱身转而指派包惠僧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一大闭幕后，包惠僧奉马林之命再次专程来粤催行。为了党的工作，陈独秀在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后，于9月10日到达上海，次日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但两人首次见面就因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统一领导之下制定。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两人几次都谈不拢，加之其他因素，一度出现陈独秀声言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而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极端对立局面。
看到两人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有些着急。一次，他单独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丢下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及一些在沪党员召集开会，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态度，坚持表示：“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陈独秀不满马林对中共的粗暴干涉，进而偏激地拒绝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还拒绝使用共产国际的经费。但辞去公职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不仅面临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批又一批怀着高昂革命热情从各地慕名而来，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来源和固定住所的青年革命者。面对开展党的工作所必然发生的经费需求，陈独秀宁可多次屈身登门，向早已政治分途的好友兼同乡胡适求助，以求独立自主地干革命，但这终究不是持久之计。不食嗟来之食、不会仰人鼻息，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没有想到，由一场逮捕而发生的一次患难，使他转变了态度，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位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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