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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从与抗争
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目睹国民党组织涣散、对内依赖军阀、对外妥协退让、走单纯军事路线的陈独秀，认定其已丧失革命性，抱定了不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这种政治态度虽然显示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性格，但却带有明显的幼稚性。这种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态度不仅违背了近代中国国情，而且在革命实践上也难以持久，最终只能宣告失败。
从广州返回上海后，马林怀着兴奋的心情向陈独秀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马林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虽然马林的本意是通过国共合作将年轻的中共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经历实践考验，发挥更大作用，但仍为陈独秀严词拒绝，因为这种合作方式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看法相距太远。陈马之间因此再次发生重大分歧，而且双方都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
考虑到马林可能会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陈独秀选择给熟悉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的方式表达意见。1922年4月6日，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列举了反对马林提议的6点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党宗旨和性质不合、中共党内反对意见激烈，从而表达了既无加入之必要，亦“无加入之可能”的严正立场，并请代呈共产国际。而马林则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意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寻求支持，直至8月初重返上海。
马林迅速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7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他长逾万字、其中不乏偏颇结论的《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后，次日便向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并让马林随身携带一份十分重要的秘密指令。指令要求中共中央“接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授予马林一把指导中共中央的“尚方宝剑”。《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陈独秀通过维经斯基转达的意见遭到拒绝，马林则被正式宣布有代表共产国际之权。
其实，在马林离开的日子里，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们也在进行痛苦的思考，特别在得知张国焘率团参加共产国际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亲自接见，得知列宁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深切关注的真实态度后，陈独秀受到很大震动，不合作态度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具体表现有以下3点：一是受到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指导，由陈独秀起草的、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于1922年6月17日发表，首次宣布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二是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孙中山后，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动与国民党要人张继会谈，明确表示了谴责陈炯明、支持孙中山的坚定立场，并希望以国共两党为骨干，共同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三是在1922年7月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二大上，不仅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而且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共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计划，实际上制定了与孙中山国民党联合的方针，即实行党外合作，这是中共自己选择的一种合作方式。
马林8月初返回上海后，也看到了中共政策的调整，但还是对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大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表示不满，随即出示共产国际命令，要求陈独秀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8月底召开的西湖会议上，虽然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以“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为主要理由，“都一致反对此提议”，但最终还是出于“尊重国际纪律”而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显然，陈独秀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恐怕是他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外部力量。“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很重大的改变”。至此，陈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两次急剧转变：不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与孙中山国民党平等合作——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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