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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拍板用“北稿”，否定了林彪的“南稿”
从1960年1月1日起，《解放军报》每年都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总结上一年度工作，提出新的一年的任务。1964年初冬，预定发表的1965年元旦社论《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已经出炉。同当时许多文件一样，这篇社论提出了“三面红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左”的口号，同时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肯定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肯定了“大比武”。
从1964年1月起，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领导总参谋部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史称“大比武”。当年1月到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但是，林彪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因而百般发难……
罗瑞卿对1965年元旦社论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又派人送给身在广州的林彪审定。林彪不甚满意，提出要写上他的“突出政治”指示的内容。于是，按照他的意思，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便对稿子进行修改。修改稿在回顾1964年工作的第三段，特意删去了“推广了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等内容。关于“四好”内容（即政治思想、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以及今后工作，修改稿都重新写过，文字大为增加，有些地方显得拖沓、啰嗦，有些地方存在语病。这样，便出现了两个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中遂有了“北稿”、“南稿”的说法：由罗瑞卿亲自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在北京起草的稿子，是为“北稿”（或“罗稿”）；经林彪多方授意，由《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等人在广州对“北稿”的修改稿，是为“南稿”（或“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如何修改，大家都感到“南稿”、“北稿”差距太大，实在无法统一。不得已，罗瑞卿便打电话给刘志坚、唐平铸等人，叫他们回来：“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12月30日，刘志坚等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济济一堂，在三座门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因第二天就要见报了，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恢复了关于“推广了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等文字，肯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对“南稿”中有语病的段落，修改后再加以采用。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这样的文字。
可是，罗瑞卿并不知道，在他拍板元旦社论稿前夕，林彪在广州做了一件“大事”。12月29日，晚上11时，林彪接见了元旦社论稿“南稿”主笔、《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审定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赫赫有名的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第一稿。“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今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如果听其自流，不敲警钟，那就不得了”。
由于没有摸清林彪的心理，罗瑞卿犯了林的大忌：“我拍板用‘北稿’，不但是否定了林贼钦定的‘南稿’，也实际上是否定了林贼抛出的‘黑指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罪名”：擅自决定用“北稿”，“是想显示自己比林副主席高明”；删去林彪敲定的“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等文字，则是“事实上反对突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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