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南面，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战争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西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北面，苏联已开始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也直指中国……
据此，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于1964年4月25日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一些可行的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要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进行一个重大改变——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因此，他强调要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在说到在攀枝花（三线）搞钢铁企业时，毛泽东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所有的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规模。1964年8月，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在此期间，毛泽东把曾经担任自己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安排到国家计委当了副主任。8月20日，陈伯达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他在信中说：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陈伯达随后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已经对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不满，看了陈伯达的信后，当天就作出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李富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组织国家计委其他领导进行讨论，力求尽快改变计划工作方法。12月初，国家计委拟订了一份《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根据讨论意见对文件作了修改后，于12月7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2月12日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无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