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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保荐“包产到户”制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家父的腰痛病、糖尿病、肝炎病并发，而且日趋严重，不能再坚持日常工作。1955年12月中旬，他开始到广东休养，一直到1956年3月初返京。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动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像海啸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即在1956年初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父亲因病休养，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形势异常严峻。1960年夏天，刘少奇委托家父调查农村问题，父亲到江苏、河北、山西、安徽四省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着眼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特别是解决人民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也就是原高级社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觉得生产体制规模太大，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分配。这个条例成了后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村六十条》）的前身。
1961年春，父亲出席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毛主席在会上表扬家父：“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会议一结束，父亲立即率领工作组离开广州，到广东、福建作调查，了解贯彻执行《农村六十条》的情况。他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深入到社、队，同社、队干部开座谈会，还到农田、食堂、农家实地查看。父亲到老家龙岩调查，发现农村集市很萧条，农村经济很差，于是就提出放开自由经营、自由市场，放开自由贸易。11月份，父亲又去龙岩，检验《农村六十条》的效果，农村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1962年2月上旬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开始对全国的农村工作进行反思，正是由于农村生产体制变化过大、过快，农民利益得不到保证，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61年夏，“包产到户”已经开始了。农村调查报告反映，安徽省当涂县包产到户责任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粮食增产。“包产到户”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把生产和收益挂钩，把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是现实存在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然而包产到户毕竟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中央领导人当时认识也不统一。家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包产到户”责任制的优越性，他说：“土地是我们集体的，干部是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在我们手里，实行‘包产到户’怎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呢，你们这是恐资病，把资本主义想得太强大了……不管中央采纳不采纳，反映不反映是我们的责任，现实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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