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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父亲就去见毛主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制。他直言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毛主席。他多次说：“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毛主席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这是家父和毛主席的第三次意见分歧。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在会上，毛主席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主席批评家父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对于这个突然袭击，父亲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家父的观点被再度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高度，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说他“训了毛主席两个钟头，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会议指责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漆黑。面对这些严厉批评，家父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责任田，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看。”1962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毛主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评价是“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 第二年，家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也被免除，这让他失去了为党、为人民直接工作的机会，这不能不是一件永远的憾事。
访谈即将结束，我听了感触良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从1953年2月组建到1962年10月撤销，前后历经10年。从邓伯伯讲述的事情中，我们了解到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遭遇了许多困难和挫折。共产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在面临困难和挫折时作出正确的抉择非常重要，否则就要遭受严重的后果。邓伯伯的讲述饱含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他像其父邓子恢一样实事求是，直言不讳。这对于我这个80后的新党员、年轻编辑来说教益尤深。这让我明白，共产党员一定要尊重事实，尊重群众，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责任。因为历史终归将证明正确的抉择是经得住社会发展考验的。邓子恢同志倡导的包产到户，历经沧桑，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实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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