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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家庭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个性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农民家庭，全家40余口在祖父方长庚带领下共同居住，据方志敏的堂兄方志纯回忆，由于方家家境贫困，按照方家不成文的宗族规定，只有老大的长子才能入学。而方志敏的父亲方高翥在大家庭里排行老三，因此，方志敏就没有机会入学读书。但是，因为方志敏小时就异常聪明，因而，被私塾老先生严常新看重，破例收留他入馆就学，方志敏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读了5年私塾后，因为祖父方长庚病逝，失去“破例”读书的“保护人”的支持后，方志敏辍学回家干起了农活，从13岁一直做到16岁。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的方志敏经常参与农业劳动，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滋养了他勤劳、俭朴、务实、善良、激情豪放的人性优点。
而瞿秋白的家庭要比方志敏优越的多。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瞿秋白的曾祖父瞿锡保，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叔祖父瞿赓甫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曾在湖北为官30余年，因参与镇压捻军起义，辅佐张之洞办理新政，1898年升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还曾经赴京师面见过皇上。瞿秋白的祖父瞿贞甫跟随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担任文案，后来，清政府授给他一个“奉政大夫”的五品官衔。因为出生在官宦世家，所以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自幼就无所事事，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乐得安逸，淡于进取，日常骑马击剑，偕友出游，后来还染上了鸦片烟瘾。”[3]而幼年的瞿秋白也与他的父亲一样，衣食无忧，醉心于艺术，缺乏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认识与了解，瞿秋白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写道：“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4]这就养成了瞿秋白好学、苦思、温顺、懦弱、忍让、内敛的书生品性。
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不同，使得方志敏重实践、瞿秋白重理论
方志敏因为小时候家里贫穷，就形成了性格上最大一特点：嫉恶如仇，他的一生断断续续总共接受了11年教育，他8岁入私塾读书，前后读了5年，后来家里四处借钱供他读书，他又先后在弋阳高等小学、南昌工业学校、美国教会办的南伟烈学校共读了6年，其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变成一笔700元的巨额债款。而这笔债款，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方志敏全家人无法翻身！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波及弋阳县城时，方志敏成了弋阳高小学生五四运动的带头人。1922年，在南伟烈学校读书的方志敏为筹不到学费而犯难，他还身患肺结核病，苦闷中的他，才开始热心阅读一些进步报刊杂志，他还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组织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学习《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有时还和同学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来，同学都称呼他为“社会主义”。不久，方志敏退学到上海谋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职业革命家。所以，方志敏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几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一些最简单的常识，他应该是一位革命的实践家。
而瞿秋白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5岁入私塾读书，先后在冠英小学、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教育近11年”[5]，瞿秋白因家道中落，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他的母亲出生于官宦、书香世家，自幼在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不堪贫困，剪下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自杀了，自此，瞿秋白也开始仇视这个世界，并决定改造这个世界。因为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为了一家人的生存，经人介绍，他在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职位，这年瞿秋白才17岁。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这时他才有机会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状况。从1916年秋开始，瞿秋白先后在湖北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北京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4年外语，还曾经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做过旁听生。在“五四”运动中，瞿秋白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还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由于过度劳累，加之在监狱恶劣环境下囚禁几个月，被放出时，身患肺结核的瞿秋白大口大口的吐血，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好友郑振铎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6]他与人一起在北京创办了一份名为《新社会》的刊物，并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20年秋，瞿秋白以《晨报》、《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作为特派员赴俄，并在苏俄加入了共产党，他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回国后，他重译《国际歌》的歌词，参与《向导》周报的编辑和领导工作，筹办和主编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季刊，创办和主编《前锋》月刊，还开创了党报注重实际的传统，并以《新青年》为阵地，坚持历史唯物论，彻底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及时向民众介绍、普及马列主义的理论。而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36岁短暂的人生中，给我们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特别是在中共成立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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