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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动机不同，方志敏是写给党中央的，而瞿秋白是茫然的
瞿秋白、方志敏被捕后，都曾为出狱作过积极的努力，但最后都失败了。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100多人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而被俘。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并望能设法保释出狱。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忙办理手续期间，在 4月10日，国民党第8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因为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万永诚策划的，万永诚的妻子也知道这一计划，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就这样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营救瞿秋白的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当时摆在瞿秋白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是降。对瞿秋白来说投降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选择就义。所以从4月10日身份暴露后，瞿秋白就已经打消了一切生的念头，他安静地等死，因为他虚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去思考越狱，除此，就是他写下《多余的话》，还有几首诗词及两封信件，他的这些文字在他去世后流落何方，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他就随便写写，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一个阅读对象。我们都知道，瞿秋白的身后命运十分坎坷，文章中还曾一度被打成叛徒，其证据就是《多余的话》这篇文章。而方志敏的狱中遗稿却是有对象的，他是专门写给党组织的。因为方志敏是在战斗中被人出卖后被擒的，所以他的身份一开始就被国民党确认了，方志敏别无他求，就是安心等死。但后来他得知自己的案子被缓办了，接下来他又开始做求生的准备，他对狱卒进行教育、拉拢，还买通监狱看守，他竟然差点成功越狱。
方志敏入狱后的第五天，就着手开始写作，他还劝同狱的红军干部一起来写，不久，考虑到写出的东西寄不出去，他就停了十几天没有动笔，甚至连写好的万余字的稿子也都撕毁了。恰就在这时，一个叫胡逸民的人去看望他，胡逸民曾经由吴稚晖推荐，担任国民党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一的军法处执法科科长，并兼监狱科科长。第五次“围剿”时，由于有人向蒋介石进谗言，胡逸民被蒋介石撤消所有职务，被关押在南昌北营坊看守所，刚好与方志敏关在了一块。胡逸民劝方志敏认真地写，并答应帮助方志敏把写好的文稿秘密带出去，并替方志敏交给党组织。在方志敏即将被处决前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方志敏将一大包手稿塞给胡逸民，双眼流露恳切的光芒，悄悄地说：‘胡先生，你一定会被释放的，拜托你啦，出狱后请将这些东西送交给上海四川路的鲁迅先生。’方志敏还为胡逸民写了一封介绍信。”[16]事后方知， 方志敏从狱中共传出4份同样的遗稿。方志敏认为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只留一份遗稿，有可能在传送时丢失，或者发生意外，为了稳妥起见，他在写好原稿时，就又抄写了3份，这四份遗稿有的是用墨笔抄写的，有的是用米汤密写的，米汤密写在纸张上看不到任何痕迹，用碘酒涂擦信纸才能显示字迹，鲁迅收到的就是密写的一份。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其阅读对象就是自己人、党中央，文稿绝对不能被敌人看到，方志敏在写作的过程中还讲究政治原则，就是不允许对中央有半点怀疑。所以，方志敏遗稿不论什么时期，其坦荡质朴、革命激情却总是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16]苗体君、窦春芳：《方志敏遗作传世始末》，《党支部工作指导》，2008，(5)。
[2]苗体君、窦春芳：《瞿秋白被错定为叛徒及平反始末》，《党史文苑》，2009，(6)。
[3]苗体君、窦春芳：《瞿秋白父亲晚年卖画为生》，《人民文摘》，2009，(4) 。
[4][11][12][15]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7-308页。
[5]苗体君、窦春芳：《瞿秋白的中小学时代》，《中国教育报》，2009-6-14，第3版。
[6]编辑小组编：《忆秋白》，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7][9][10]方志敏：《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第25页，第33页。
[8]石凌鹤：《方志敏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3]秦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工人生活，1957-6-18。
[14]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本文作者：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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