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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承载挫折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别
方志敏做任何事情都富有激情，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挫折。方志敏回忆在南昌工业学校就读时说：“南昌工业学校，完全为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以该校校长为该系的首领。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来，似乎还办得不错。但在校读书的学生，才知道里面黑幕重重，如办事人的敷衍塞责，对学生生活的漠视，教员只要同系的人，不管饭桶不饭桶，这都是使学生们不满意的。我因选入机械科，该科饭桶教员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满。”[7]于是，方志敏带头闹学潮，向校长提出“撤换饭桶教师”，而校长不但没有惩罚那几位“饭桶老师”，反而在学生面前，还夸奖那几位老师是他礼聘来的博学鸿儒。随后校长在学校贴出布告：“查方志敏同学不遵守校规，目无师长，着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8]后来，方志敏发现校长在建造校园时有重大贪污行为，他断然提出“开除校长”。而最终的结果是：方志敏被学校开除了。对于一个读书的学生来说，被学校开除无疑是很严重的，但面对此事方志敏却十分坦然。
方志敏顽强面对疾病和失败。方志敏自幼就体弱多病，1912年考入弋阳县高小时又染上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患病后方志敏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方志敏的肺结核曾经有5次大复发，1922年，九江各界纷纷集会游行，反对卖国政府与日帝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协约，方志敏积极发动和领导南伟烈大学、第二中学、第六师范的同学上街张贴标语，作街头演讲等。由于过度劳累，方志敏肺病复发，第一次大吐血。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方志敏白天到上海大学旁听，晚上在该报馆做校对。因为过度劳累，1923年2月，方志敏的肺病第二次发作，他大口大口地呕血，最后，他只得住进了医院。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越来越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1925年5月，他的肺病第三次发作，当时，他正忙于声援“五卅运动”，他不声不响地带病跑到赣东各县，将反帝高潮推向穷乡僻壤。在几日几夜没有睡觉的情况下，他再次大吐血。走多了路就吐血；睡眠不足要吐血；受到点刺激还要吐血。最后，他只得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马上又开始没命地工作起来，1926年5月，他第四次大吐血，这次大吐血，是在去广州参加农代会的归途中，发高烧达四十一度，几乎丧命。“七一五”政变后，方志敏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潜回老家弋阳领导秋收暴动，在被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第五次大吐血。对此，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中写道：“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9]失败了就“重起炉灶，再来干吧！”[10]这就是面对病痛、失败后的方志敏。
瞿秋白小时候养成了好学、苦思、温顺、懦弱、忍让、内敛的书生品性直接影响着他，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优柔寡断，明明为革命献了身，还要在心理上进行一番自我剖析。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5月中旬，负责筹备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6月间，中共六大召开，瞿秋白回忆说：“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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