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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放城市对私营银行业的限制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9年4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其后新解放的各大区均仿效此法），它是对中央1948年《指示》的细化，规定更为详尽。如资本的最低额规定：银行2000万至5000万元（旧币，下同），银号、钱庄为300万至600万元；并规定了其业务经营范围，以及种种“不得有”的行为；等等。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正确执行《办法》的《批示》，强调要“有重点有策略地逐渐强化对私营银钱业的管制工作”，需“大力开展国家银行业务，以达到逐渐削弱或代替其业务的目的”。《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私营银钱业政策》的社论，分析了私营银钱业的“积极”和“有害”两方面的作用，强调“必须严格管理”的基本政策。
同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军管会金融处对私营银钱业即实行监管，对四家官商合办的银行（新华、实业、通商、四明），则实行派驻“特派员”，进行审查监督的做法。
人民银行在总结华北区工作时指出，按照《办法》，对资力少、信用差、投机性大的行庄，应本着“从严早日取缔的原则，加以整顿”。正是通过整顿、增资和严格管理，淘汰了一批无力继续经营的单位，至1949年底，全国行庄已由1032处减至833处，淘汰率近20%。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直接涉及金融业的第39条写道：“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依法营业的私营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这样，私营银行业的地位与业务活动进一步有了法律的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同纲领》对其他工、农、交通等经济领域都是“保护”、“恢复”、“发展”……唯独对金融业强调的是“严格管理”，这反映了与中央1948年发出的《指示》的一致性。
这一阶段，根据“严格管理”、“暂准存在”的精神，各地军管会金融处对私营银行业均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令其自报敌伪公产、官僚资本，具结后听候审查处理；明令取缔后账，限期清理，并入前账；立即变卖全部囤积物资，充做运营资金；只准依法经营存、放、汇正当业务，不准倒卖金银、囤积物资；恢复票据交换所，规定票据当日不准抵现，按时补足差额；引导其进行有利于生产的正当经营……等等，这都是“暂准存在”的必要条件。
新解放的大城市，由于旧势力遗存的投机倒把活动依然存在，不时还要兴风作浪。以天津为例，在1949年4、5月间，7、8月间，10、11月间，就曾发生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最多的第三次物价上升高达310.5%。而每次物价上涨，私营金融业的放款都成倍地增加，一再地为其“逐利性”、“投机性”所驱使，扰乱市场。因此，当1950年初物价再次出现波动时，军管会金融处立即出台新规，停止银钱业相互拆借，限制行庄盲目扩大信用；并规定对商业放款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33%，加之国营企业大量抛售物资，才有效地稳定了市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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