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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银行业通过公私合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全党保证实现《决定》的《通知》。涉及金融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规定国家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实际上是重申1948年的《指示》），这就意味着私营银行被切断了一条有着巨大金额的对公的业务渠道。由于全国认真贯彻执行《决定》，4月起，物价虽仍有小的波动，但已制止了大幅上涨，稳定了整个经济局势。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49年6月，在《平津金融接管经验初步总结》中指出，“公私合营之金融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明银行等）则可由我派员监理继续营业，监理的任务是掌握其财产、监督其业务，使其业务经营符合我之需要，成为我之儿女银行”。这是对银行业“公私合营”概念最早的提出和所作的形象比喻。
此前，已实行“监理”或派驻“特派员”的上述原官商合办银行，至1949年 9月后，进一步实行派公股代表重组银行新的董事会（如新华）或临时董事会（如实业及四明），或行务委员会（如通商），正式明确改组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银行。这第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也由此获得了国家银行较多的指导和支持，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势，从而使它们成为联系、团结私营金融业的桥梁，吸引整个银行业实现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示范样板。
在天津，获解放的当年9月、11月，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组织了包括12家私营银行的第一、二两个“联合银团”实行业务联合经营（后又组织了私营钱庄联合银团），以便集中资金力量，更好地支持生产事业的发展。在上海，则是于9月从创建“联合放款处”入手，开展联合经营，几乎所有银行、钱庄悉数参加。其他城市也陆续建立了“联合放款处”，开展业务，尔后也转变为“联合银团”。
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会议指出私人行庄本身资金虽不很大，但与私人工商业有“密切广泛联系”；行庄投机性虽大，但过早过多地取消，将会使游资转入地下，“更加隐蔽分散，不便管理”。“除积极地发展我国家银行业务与其竞争外，必须加强金管工作，继续进行严格管理，以制止投机”。并具体提出增加其存款准备金，吸收其“再存款”；肯定了组织银团联合贷放，由国家银行“渗入少量资金，从内部进行监督与管理”；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逐步淘汰等措施。
1950年5月，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研究调整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提出私人银行、钱庄仍可保留，但营业范围要有所限制；国家银行可与之联合放款。
同年8月，在中央统一财经工作、有效制止通货膨胀、物价趋于稳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私营银行业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会议依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总方针，研究调整“三大关系”，即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金融业的公私关系，以及金融业的劳资关系，目的是使金融业更好地扶持工商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银钱业的新方向》的社论，指出这一行业大部分是依靠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追求投机利润，在长期的通货膨胀、人民困苦的情况下，畸形发展起来的。当全国财经统一、通货稳定后，暴露了它们虚假繁荣的危机。京、津、沪等七市的银钱业446户，倒闭了233户，占52%。国家银行应领导、团结公私力量，共同发展，私营银钱业应努力改造自己，彻底抛弃谋求暴利的经营方式和优厚待遇，在扶持工商业中自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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