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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辛格的谨慎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国务院放开步子、积极而大胆的准备。国务院负责会谈的政治顾问、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保罗·克里斯伯格和职员多纳德·安德森负责会谈的准备工作。从1月8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华沙成功会谈后，他们就开始起草对第135次大使级会谈的指示，并在14日由罗杰斯递交给尼克松。与以往的会谈指示相比，它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新的表述：
（a）美国无意寻求把对于台湾的看法强加于任何一方，并且无意干涉（大陆和台湾）所达成的任何协议。（b）坚定承诺不支持国民党中国反攻大陆的行动。（c）表达这一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局势的发展，我们能够减少美国驻台军队。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提案，它迎合了中方多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要求。
此外，这份指示还提议举行中美高级会谈：
提议派遣特使到北京、或中国代表来华盛顿讨论以上谈到的任何问题。如果中国人希望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那么他们会接受这一提议，同时也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保罗·克里斯伯格草拟的这份对第135次大使级会谈的指示，经尼克松同意后，由国务卿罗杰斯在1970年1月17日发给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
中美举行高级会谈，这与中国领导人的想法不谋而合。1969年2月19日中国宣布取消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的当天，毛泽东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开始酝酿利用美苏矛盾、改变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转变。1969年9月17日，老帅们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提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求他们最大的战略利益。”陈毅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他还以口头的方式，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其中第一点即：
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提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帅们在这些报告中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为中国领导人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重要的战略准备。1970年1月 15日，周恩来在修改外交部致雷阳的电稿以及第135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时，在提议举行高级会谈外，加写了这样一点：“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如此，有了战略上的契合，在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上，双方不约而同地提议举行高级会谈。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在筹备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会谈时，国务院的官员们被派使节去北京一事“吓得发抖，因为这样的会谈可能要由白宫亲自掌握，国务院以后再也插不上手了”。而负责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安德森等人“根本不知道过去一年中传达到中国方面去的信息，还以为没有理由要改变以往134次华沙会谈中沿用下来的那一套做法”。但从档案资料可以看出，事实上，是国务院而非基辛格首先提出“派遣特使”的建议；也是国务院首先提出要向中国申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消除中国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国务院首先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随着和平与稳定在亚洲的发展，我们能够减少美国驻台军队”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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