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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争辩：是否举行高级会谈
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结束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和亚洲共产党事务办公室一起，开始策划对第136次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他们建议：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激发、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如果北京仅仅希望利用中美会谈恢复制造关系改善的表象，一箭双雕，既对付苏联，又损害美国同“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并削弱美国对“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支持，那么，美国应当坚定主张削减驻台美军只能随着华沙大使级会谈的进展而定。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国务院官员们难以把握北京的真实态度。最终，他们建议：继续观察、试探中方的意图，对于高层会谈一事，既不拒绝，也暂不做进一步表态。
国务院官员的建议，被基辛格认为是“他们很怕失去控制权。没有什么比维护其受到威胁的特权更能使官僚们肝火大旺了”。然而在多年以后，马歇尔·格林道出了其中原委。虽然时过境迁，但对于基辛格从“官僚政治战争”的角度对国务院给白宫“泼冷水”的诬蔑，他仍然愤懑不平。格林指出，当时国务院方面认为，在提出举行高层会谈前，首先要让美国的高层官员确信会谈的结果是建设性。“没有什么比出席会议却被扇耳光更糟糕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在打开美中关系中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担心，北京同意举行高层会谈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政策实质的策略，利用美国代表到中国一事，增加北京同莫斯科边界谈判的砝码；此外，这样的会谈会给日本等其他盟国带来消极的影响。
可以说，国务院方面的保守与谨慎，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政策态度的了解，从而误判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意图。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基辛格对中国领导人与白宫之间幕后联络渠道信息的封锁。基辛格严禁他手下职员向国务院中甚至如格林这样的高级官员泄露任何有关与中国联络的信息。所以，格林无奈地表示：“我们知道，我们不清楚所有的问题。这造成了一种不信任。”更有甚者，就连基辛格的助手们也并非知悉全部实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基辛格会让三个不同的职员小组同时处理同一个问题，这样，每个成员都难以知道问题的全部。
1970年2月2日，中方向美方提出在1970年2月20日举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两天之后，美方表示同意。此时，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在是否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是中方已准备迈出突破性的一步。2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对第136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发言稿。周恩来提议，将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会后，他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同日，他将修改稿报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照办。
在白宫的强大压力下，最终，美国国务院也对第136次大使级会谈的指示电报做了最后的修订，把此前对高层会谈一事“既不拒绝，也暂不做进一步表态”的指示，改为“如果这些会谈的进展表明这种方式有益于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美国准备和你们一同考虑派遣一名代表去贵国或者欢迎贵国代表来美国的可能性”。
在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上，按照周恩来修改后的发言稿，雷阳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待美国政府部长级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可以说，这为后来基辛格在1971年7月的北京秘密之行打开了大门。然而在当时，中方的提议却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派使者的利弊得失”的辩论。华盛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立场如果后退，“将把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举整个儿都吹至九霄云外，前功尽弃”；在国务院官员看来，中国则很可能利用美国特使访华这一“重大的国际性事件”，服务于中国对抗苏联的目的，损害美国同“中华民国”及他国关系，并在国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国务院建议，减缓派遣使者建议的势头，“只有当大使级会谈的进展显示出高级会谈将是富有建设性的时候，我们才同意”。
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据理力争是徒劳的。由于与中国的幕后渠道的联络，白宫比他们更为确定中国的战略意图。3月13日，尼克松明确告诉基辛格：“我希望会谈能够在北京进行。我不同意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时间问题的观点。”3月20日，基辛格受总统之命告知罗杰斯：总统已经明令斯托赛尔大使在下次华沙会谈向中方肯定，美方愿意举行高层会谈，并主动提出操作细节。
多年后，基辛格的助手、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对这场纷争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务院所缺少的，而且也许可以大大有助于消除误会的东西，就是了解白宫之所以致力于打通同中国交往的背景情况”，这就包括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幕后渠道所传递的信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外交政策的管理发展出一套搞阴谋的方法。他们努力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整幅画面，即便这意味着是对他们的欺骗”，基辛格的助手伊格尔伯格如是说。许多年后，格林仍难以释怀。他回忆道：“至1971年初，总统和基辛格通过第三国和各种中间人开展的所有幕后渠道的试探，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在国务院的我们对此完全不知，除了国务卿略知其中一二。”就这样，白宫汲取了国务院官员政策建议的精华，却又最终将他们蒙蔽在秘密外交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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