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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7日释放两名美国游客的决定，本是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意图而做出的。美国放松对华管制政策、停止台湾海峡巡逻、反对苏联孤立和进攻中国，以及主动恢复大使级会谈等一系列事件，都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影响。但是，从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反馈却是：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游艇乘客的决定，是收到了叶海亚总统口信的“结果”。作为中间人的巴方，力求“成人之美”的同时也有求于美国的粮食援助，邀功的心态似乎可以理解；但这却促使基辛格和尼克松认定：“幕后渠道”发挥了效用。
1970年1月19日，就在中美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的前一天，尼克松在电话中不无得意地对基辛格说：“国务院在吹嘘说，是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我们明白，这是我们做的！”基辛格应承道：“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取得进展的同时，基辛格和尼克松秘密开辟的“幕后渠道”初现成效。“幕后渠道”既可以摆脱国务院的插手和谨小慎微的限制，避免“向国会及主要盟国咨商的繁冗过程”，又可以使“打开通往中国的道路”完全成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杰作。这促使基辛格更加迫切地通过秘密操作，绕过官僚机构，实现派一个总统特使访华的目标。
1970年3月21日，北京收到了白宫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达的消息：“如果北京同意的话，我们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至此，周恩来完全明白了：“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的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因周恩来访问朝鲜和台湾“副总统”蒋经国访美，第137次大使级会谈被推迟。紧接着，因美军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会谈日期一拖再拖。1970年5月1日，美军开始进入柬埔寨作战。经由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批准，5月18日，中国政府通知美国方面：“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会谈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同时，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国政府发表了一封简短的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的声明。随后，在中国国内召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由于举行中美高层会谈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内部制造的争议，远大于中美在华沙会谈中的争端，因此中国取消会谈的消息反而令焦头烂额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如释重负”。
随着中美联络渠道由公开的大使级会谈转向隐秘于幕后的秘密渠道，国务院的对华工作也被白宫冷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上向中方重提举行高级会谈的旧议，是由国务院方面最先提出来的。但是，他们随后很快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而派高级代表访华一事也成为自开启缓和对华关系进程以来，白宫同国务院之间的最大分歧。其原因，不是基辛格所言国务院缺乏锐意、畏缩不前，而在于白宫向国务院隐瞒了通过幕后渠道同中国交往的信息。国务院官员们担心，北京同意举行高层会谈只是为制造并利用中美缓和的假象而采取的灵活战术，并没有真正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意图。于是，尽管为缓和中美关系，国务院积极推动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最终他们为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努力，被白宫秘密运作的幕后渠道外交邀了功，使得中美间的联络从由国务院负责的华沙会谈，转向了由白宫秘密操纵的幕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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