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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历时15年，共136次。会谈虽断断续续地进行，却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政策、试探意图的联络渠道。尼克松时期，中美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第135次会谈上不约而同地提议举行“高级会谈”。提议举行高级会谈，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作为两国间唯一正式的联络渠道，大使级会谈是如何结束并被幕后渠道所替代的？揭开这些谜团，有助于理解为何美国国务院提议的高级会谈为基辛格访华奠定了基础，而中美关系的突破却最终以白宫秘密外交的形式实现。
中美战略的契合：提议举行高级会谈
1969年9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奉命回国述职。尼克松请他在返回华沙后，设法在私下里，通过在华沙的某中立国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直接向中国代办传达口信，表示美国非常有兴趣同中国开展具体的讨论。接触中国代表的时机很快来临。1969年12月3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赛尔不负白宫所托，追着中国外交官，传达了尼克松总统愿同中方进行认真会谈的信息。
12月4日当天，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个酝酿有时但并不要求美方对称回应的积极之举：主动释放了两名此前扣押的美国人。早在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曾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探询2月16日因乘游艇驶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要求向这两人转递他们亲属的信件。11月7日，中国外交部在分析报告中认为：“此举显然是美政府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12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12月4日，即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关于释放两名美国人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照办。
12月7日中午12点，中方负责大使级会谈联络事宜的骆亦粟向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递送中方的信件，说明中方在当天已经释放鲍德温和唐纳德。负责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络事宜的美国外交官西蒙斯向骆亦粟表示，很高兴收到中方的这一则消息，他还澄清：“我们没有公开谈话的内容。上级授权我告诉你们，我们将来也不会公开谈话的内容，我们的沟通是严肃、认真的。”
三天之后，从中国大使馆又传来了一则使美方上下“大吃一惊”的消息。12月10日华沙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骆亦粟打电话，用波兰语告诉西蒙斯，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会见中国代办的要求，中国驻华沙大使代办雷阳将于12月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大使斯托赛尔。在这次会谈上，斯托赛尔向雷阳确认，美方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美国酝酿在对苏抗衡、结束越战的大棋局上挪动中国这一枚棋子的时候，在中国的大棋局上，中苏边界谈判的休会成为中国恢复与美国对话、促压苏联让步的契机。但是，毛泽东和中国的外交官员似乎不愿意表现急迫。12月12日，周恩来将11日雷阳会见斯托塞尔的材料送报毛泽东，并批注：“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照办。”中国领导人目的是要审时度势，争取最大的战略主导权。
与此相比，在中方静观其变的时间里，尼克松政府急不可耐地先后做出一系列积极举动，昭示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他们先是着手实施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减少美国在该地区舰艇数量的政策。不久，美国政府又在12月15日宣称将在15天内移走部署在日本冲绳的核武器。4天之后，美国政府又发表声明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终于，1970年1月7日下午，中方向美方回复：同意于8日下午3点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会晤。在这次会谈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复两国政府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提出于1970年1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当天，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恢复会谈的消息。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一改过去“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的称谓，正式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同意恢复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看法并不乐观。他向尼克松表示：“当下，中方的目的是表现出一种能够同我们打交道的姿态——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讨论具体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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