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当时的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并且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自身对当时局势的判断过于乐观，甚至比共产国际还“左”
共产国际成立时就确定各国共产党作为它的支部。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34年9月，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构（上海电台）遭到国民党破坏，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几乎都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框架处理各种事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听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是组织上存在上下级关系，二是经费上靠共产国际和苏联拨付。关于经费的数量和请求支付问题，便成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共（布）联系中的一项重要事务。
1928年5月7日，苏兆征和向忠发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共财政困难问题并请求解决，信中指出“同国民党决裂后，党失去了一切特殊的经费来源”，“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物质援助”〔8〕。作为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经费来源肯定是无法开展活动的。1928年8月10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致信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第一项即指出“可以拨给中共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除掉已寄给应急的46000美元）”〔9〕。阿龙施塔姆在1928年9月29日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则表明了拨付给中共的经费额度：1928年“1至6月每月6000美元，7至10月每月9000美元”，此外还有“通过开展运动募集到的59000美元”〔10〕。由此可见，在经费问题方面，中共是怎样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1929年2月，向忠发致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共产国际削减中共每月经费预算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是不应该的，因为“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所以中共中央请求增加预算。〔11〕当时，以中共中央或其领导人发给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信件、电报大多都要涉及到经费的问题。1929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提到中共所面临的五大困难，分别是：其一，为了建立新的机关，需要人员和款项；其二，党的工作者很难找到便于他们做工作的职业，很难在群众中建立和巩固党组织的影响，党没有足够的经费，很难从同志们身上筹集经费；其三，为了把红军和游击队中久经考验的军事工作人员保留下来，即使只是拿出最低限度的款项，也需要一大笔经费；其四，中共可以利用动员士兵的运动，但没有钱派人到军营里去做宣传鼓动工作，更不用说提供经费发展运动；其五，任何一个组织遇到经费困难时都应当有储备金，而中共没有任何储备金。〔12〕这五大困难都是围绕经费问题展开，可见经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共产党。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如此的关系，几乎决定了中共中央必须唯共产国际的号令是从。因此，在一个处于“左”的时期的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很难做到不“左”的。1927年，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在讨论当时职工运动形势时，仍然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13〕。1928年5月7日，苏兆征和向忠发在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14〕这种判断最先来源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11月召开的全会。所谓直接革命，就是不考虑敌我力量，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所以，苏、向二人的看法起码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