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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期间大多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视为右倾，甚至在193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但是，从考察这一时期刘少奇的思想与实践可知，除了他在顺直省委存在取消主义的“左”的做法外，几乎都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本是正确的却被裁定为错误的局面，主要原因可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本人三个方面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自身对当时局势的判断过于乐观，甚至比共产国际还“左”；刘少奇在当时的判断基本符合实情，在言论和实践中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并敢于质疑和批评中央甚至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观点与指示。
〔关键词〕刘少奇；白区工作；右倾；共产国际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时间大体是从1928年3月被派到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到1936年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身份再次来到天津工作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刘少奇多被中央视为右倾，甚至在193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但是，从考察这一时期刘少奇的思想与实践可知，除了他在顺直省委存在取消主义的“左”的做法外，几乎都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正如任弼时1941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工作。”〔1〕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认定刘少奇为右倾是错误的。本文拟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刘少奇本人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错误定性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没有完全建立在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在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
实际上，从1926年至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遥控指挥，且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与实际情况有偏差。所以，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国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失利。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先后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大层面上是在承担共产国际的领导错误和当时中共中央的集体错误，而很难说他是右倾分子。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不断，表明“左”倾路线有其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1927年9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给罗明纳兹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2〕可见共产国际对新的革命高潮念念不忘。〔3〕1928年2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依然认为“暴动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绝对禁止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4〕。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开篇即写道：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再次把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的实际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途径。〔5〕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共产国际划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任务，却不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颇有点瞎指挥的味道。
当然，在苏联也存在不同的声音。1928年1月，如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洛佐夫斯基在对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不足。〔6〕也有些苏联革命家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是软弱的，中国共产党也“显得非常软弱”，“不能适应重要的始终不渝的地下工作，它的影响还很小”〔7〕。但这些声音在共产国际内部是微弱的，无法改变“左”倾思维在共产国际的主导地位。共产国际的“左”则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与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极大地影响到了当时对刘少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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