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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少奇在当时的判断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言论和实践中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并敢于质疑和批评中央甚至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观点与指示
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主要是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刘少奇参加革命可以说是由领导安源工人罢工运动开始的，他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状况较为了解。1937年2月，刘少奇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他在安源工作时，工人就有“左”倾的倾向。他说“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况使他“苦闷欲死”。因此他认为：“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形不能前进。”〔24〕后来他到广州、武汉工作，同样遇到了工人这样的“左”倾问题。〔25〕正是由于前期直接领导工人运动的丰富实践经验，使他了解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宜过“左”，而应切合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在1928年初刘少奇谈到对于革命潮流的高涨低落问题时，他的意见是“依乡村来看是高涨的，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26〕。他的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实情的。192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提供的一份报告就很能说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27〕。在敌我力量较为悬殊的情况下，刘少奇基于“城市是低落的趋势”的判断并主持城市工作，自然不会过分暴露工人的力量，而是采取比较实际的政策和策略。
刘少奇在实践和言论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并敢于直言。192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召集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王泽楷谈话，征求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供中共六大会议作参考。当时，刘少奇就很清楚地说到：“八七会议后，我们对湘鄂及各地的暴动的条件（群众）尚未估计到。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决定暴动除目标是政治外，其行动可能全系军事的。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28〕当时敢于对中央的错误直接指出的，刘少奇是少有的几个人之一。他甚至在1930年3月1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直陈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29〕
在领导具体工作时，他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策略。1929年10月29日，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下发《关于中东路斗争问题给哈尔滨市委的指示信》，就指出在目前“须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残，即是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及我们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30〕。1932年元旦，刘少奇以仲篪的笔名在《工运指南》第3期上发表《罢工的策略》一文，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到罢工的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运动遭到失败，认为“在不利的条件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31〕。之后，在2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他针对武装暴动的问题，提出“实行武装暴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的观点。〔32〕可以想见，在当时中共中央整体“左”倾的情况下，刘少奇的意见和观点是多么不顺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眼中，刘少奇就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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