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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中央对刘少奇的批评较早就开始了。在1928年2月13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上除指出“革命的潮流为高潮”外，同时对刘少奇作了点名批评：“刘少奇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33〕这表明，刘少奇与中共中央观点不合拍的“右”至少早于1928年2月。1930年8月，他率团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却与其领导人在黄色工会和赤色工会问题上意见迥异，被赤色国际领导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1年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渐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和观点自然更加不被容纳。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他们转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他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指出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党总团已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34〕。这实际上确定了刘少奇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随之而来的是针对他的一系列批判。如果说以前仅是对他提出批评，那么这时就严厉得多。此后，刘少奇多次被迫作出自我检查，并于3月18日被迫写了《我的错误》一文，发表在4月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9期上。〔35〕这就等于将刘少奇的言论与工作路线作为已经定性的错误公布于全党。这一处理无疑是严厉的。
刘少奇虽然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但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始终不渝地坚持他的工作。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与会同志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王稼祥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在发言中也表示，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同年，毛泽东撰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36〕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37〕党的决议无疑具有至高的权威性。该决议把刘少奇作为当时唯一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党内领导人。可见，正确的思想观点即使一时被贴上“错误”的标签，但经过历史的审视和实践的检验，真理的光辉终究会闪现出来。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就是一个例证。
注释：
〔1〕〔13〕〔26〕〔28〕〔30〕〔31〕〔32〕〔33〕〔34〕〔35〕〔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2、75、76、75-76、98、113、117、75、1201-121、121、371-72页。
〔2〕〔3〕〔4〕〔5〕〔6〕〔7〕〔8〕〔9〕〔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8、191、300、517、205、276、445-446、525、447页。
〔10〕〔11〕〔12〕〔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6、77、83-85、270页。
〔16〕〔17〕〔20〕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6、219、230页。
〔18〕〔19〕〔21〕〔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9、219、265、331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11页。
〔24〕〔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刘少奇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7-49、50-51页。
〔2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9〕金冲及：《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3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8-979页。
（本文作者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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