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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有与共产国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对于黄色工会和赤色工会的问题，中共中央有些同志认为不能在有政府工会或黄色工会的工厂里建立红色工会。这一观点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批评。中共中央对此也只能接受。〔15〕中共中央有时也有不按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情况，却往往是比共产国际更“左”的极端路线时期。1930年2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这使得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激进的判断。2月1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认为“现在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现在某一时期某一问题上都有可能爆发革命高潮”，从而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引向到一个较为极端的方向。〔16〕当然，李立三也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清醒，如他在湖北省党代会上，就明确批评了现在就是革命高潮、应该马上组织暴动的观点，等等。〔17〕但毕竟是个别情况，不具有普遍性。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组织发展情况也是让李立三路线可以执行下去的原因。1930年2月到6月，中共党员人数从7万人增加到21万人。〔18〕这无疑让中共中央相对更加亢奋，认为革命大有可为。7月18日，中共中央就致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共产党为坚决将军阀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决定在南京组织士兵起义，在上海准备总罢工，在武昌举行暴动。”〔19〕
1930年7月27日，红3军团乘虚攻占长沙，让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更为激进。中共中央的举措深为共产国际所反对。7月31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按照共产国际的意思通知中共，认为中共党组织过于薄弱等等，因此党目前的暴动路线是盲目和脱离实际的。但中共中央于8月1日对此讨论的结果却是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不理解具体形势，认为应该继续此前的暴动方针，并决定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暴动准备工作。〔20〕向忠发甚至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系会议上公开质疑远东局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有严重错误，就应该停止政治局的工作。〔21〕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组织的暴动遭受到了严重挫折。共产国际也在8月25日以电报形式对以李立三为主的中共这一时期的路线作出定性，认为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22〕。
实际上，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左”。而后来的王明则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将“左”的错误继续下去。可见王明比李立三更“左”，〔23〕却依然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这本身就已经表明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是“左”性难改。受其领导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则大都是宁“左”勿右。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共频频出现“左”倾错误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可见，中共中央的“左”，对判断当时刘少奇行为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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