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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26日晚间，俄国宪兵官员和安重根同乘一辆马车，把他“引渡”到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
这个“转手”过程所援引的法理依据是日韩《乙巳条约》“韩国国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审判”的条款。韩国在日本统治下的丧权辱国，由这一条款可见一斑。但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案件发生在俄国治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又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这一事件的审判权究竟属于日本、俄国还是中国，直到今天仍是国际法领域争论不止的一个焦点。
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和俄国，都忙不迭地把自己从这次惊世刺杀中撇得一干二净。俄国着急忙慌地把安重根和其他涉案人员交给了日本，清政府的反应处置更是谨慎小心。
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时，时任清政府吉林交涉使的施肇基和俄国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一同在站台上迎候，清军也派出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欢迎。突然发生的刺杀，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施肇基是留美硕士，曾游历欧洲多国。这位民国后曾任驻英、驻美等国公使，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家，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暂时切断舆论外传的渠道，派人到当地电报局，“传令今日电报只许收存，不许发放。”
同时，施肇基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在安重根招供后，他“查此口供非常确实”后，马上用他娴熟的英文写了一篇通讯，并电传外务部对外发表。这之后，施肇基“始解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乃纷纷发出。”
施肇基担心的“外交危机”并没有出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虽然举世震惊，但整个案件清楚明了，日本也没有理由向中国或俄国发难。
10月30日，日本政府派出检察官沟渊孝雄，对安重根进行了讯问。安重根旋即列举了伊藤博文强夺韩国政权、解散韩国军队等十五条罪状。身为日本人的沟渊孝雄听罢，竟然对安重根的慷慨壮烈之举深表同情，甚至赞其为“东洋义士”。他认为安重根“想必不会处以死刑”。
刘秉虎告诉记者，沟渊孝雄的回应可能与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因而对安重根产生同情有关，但更多和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关。明治维新过后，日本国内也发生过多起刺杀政府官员的事件，这些都被定性为政治事件，作为“政治犯”的刺客们无一被处以极刑。
1909年11月3日，安重根等人被转移到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旅顺监狱署中。
当年的监狱署就是现在的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博物馆副馆长王珍仁告诉记者，从当时监狱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安重根在关押过程中并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甚至还可以获得“上等大米饭”和“四床棉被褥”、“每天一瓶牛奶”的优待。
但是12月的某一天，安重根突然发现，再次见到的沟渊监察官“言谈表情与往日截然不同”，“时而施加压力、时而胡说八道、时而侮辱谩骂”，他默默想到“这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刮来一阵强劲的风”。
王珍仁告诉记者，这股“强劲的风”指的应该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现在解密的材料中，有一份当年12月2日来自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收信人是当时“关东都督府”的地方法院，小村密令法院，一定要对安重根处以极刑。
1910年2月7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开审判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一案。为安重根等人辩护的是日本法庭指派的两位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和镰田正治。
其实，在公审前，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到狱中和安重根会了面，他们是受旅居海参崴的韩国人委派的辩护律师，并已经获得法院的许可。但是开庭的六七天前，沟渊告诉安重根，“英国、俄国、韩国的律师，一律不准出庭辩护，只聘用这里的官选律师。”
安重根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翻译官、旁听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应都将如“哑巴讲演、聋子旁听”。
1910年2月14日，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决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3年徒刑，曹道先、刘东夏各1年6个月徒刑。虽然给了5日的上诉权，但安重根只说了对死刑判决不服的理由，并没有上诉，他说：“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诉。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个善良而弱小的韩国的国民！”
安重根对法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刑期推迟一个多月”，以完成他的写作计划。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自传《安应七历史》，而他试图描绘自己思想的《东洋和平论》刚刚完成了序和前鉴的部分，却再没有时间续写下去。
3月26日，安重根被押赴旅顺监狱的绞刑室中执行死刑，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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