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帽子和手绢，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并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
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这期间，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于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交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1950年1月2日，塔斯社记者对毛泽东进行了访问。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将在苏联逗留多久？
毛泽东：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毛泽东：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在此期间，斯大林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了。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活动安排是丰富而充实的，他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其他一些地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除此外，他在住所里请师哲为他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来观看，全是俄国和欧洲的。毛泽东不愧是历史学家，他对彼得大帝、拿破仑、涅夫斯基、库图佐夫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作出独到的评价。斯大林闻讯后也佩服地说：“毛泽东真了不起，很聪明，专看历史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几天后，中苏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友好条约已在商谈之中……”
公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和关注。
毛泽东在公报发表后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去了。
到达后，毛泽东提议去看看波罗的海的芬兰湾，那儿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当汽车驶到波罗的海海边时，毛泽东踏着长长的海岸线，瞻仰着十月革命时工人们暴动的喀琅施达特要塞。
波罗的海一到冬季，沿岸全结了冰，连成一片。看着脚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冰凌水晶，毛泽东兴致大发，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迈着潇洒而轻快的步伐在冰面上散步。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挥挥手，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罗的海——再到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个遍。”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泽东还应邀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部分著名的历史遗迹。尽管他天天都要进行许多既定的访问和参观，但心里却始终在计算着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他：“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起步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订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亲切交谈，有时还哈哈大笑。
这通电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中国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由双方人员按期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中方后来才弄明白，苏方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新疆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他们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