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
中苏双方还协议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是沙俄留下的）全部无偿移交中国。实际上苏联军队在撤离东北时，已将所有能卸下来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全部搬到苏联去了。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都只剩下空空的房屋，苏联只是“无偿地”移交了这批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等，还有其他大批缴获物资，都被他们搬到苏联去了。这些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言论相去甚远，暴露了他们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
最令中共领导人感到不快的是确定人民币同卢布的比值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只要根据双方几种主要产品的价格，综合起来做个平衡，算出各自的指数和差距，就可据此定出双方货币的比值。但是苏联却想自恃强大，压中国一头，将自己的卢布比值定得很高，而将中国人民币比值压得很低。中方谈判人员对此提出了异议，双方出现了争执。但是鉴于当时的局势，真闹翻了对中国也不利，最后，伍修权等人在请示国内并得到同意之后不得不做了些让步和妥协，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定下了两国货币的比值，以致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流失了大量财富。从这次争执中，中方比较明显地感到苏联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即使是对待亲密友好的兄弟国家，也是如此。伍修权得出结论说：“苏联后来成为富有侵略扩张性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了这种苗头。”这为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中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2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加会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
“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管。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期间，已经向苏联付款买下了铁路的主权，虽然钱少了点，但是总算给过钱了。苏军进入东北和日本投降后，苏联重新占有了中长铁路。中苏建交后，苏联本应无保留地立即移交铁路主权，但按照此次签订的协议，苏联到1952年12月31日才将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其设备交予中国。
《苏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贷款的协定》规定：
苏联以年利率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
中苏双方还发表了《公告》，指出：
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对保障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中方确实在一些争论激烈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毛泽东后来曾说：“1950年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争论达两个月之久，就互助条约、中长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我们对建议不同意时要进行争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
西方学者说由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怀疑和敌视，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是不成功的。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写道：斯大林知道如果共产主义在中国一旦胜利，他就会失去长期统治中国5亿人口的希望，因此他宁愿使中国虚弱、分裂和被几个相互争夺的军事集团所统治。“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却在所有的官方声明中继续效忠于苏联，使得斯大林在1949年除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胜利感到高兴外，别无选择，他现在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这一难以对付的邻居变为卫星国。”
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也说：“斯大林不愿意出现一个可能不像其他欧洲卫星国那样驯服的共产党大国。”“鉴于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敌对背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不可避免地颇费时间和力气。”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也宣称：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着。他好多天不见毛。因为斯大林也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的确，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间比一般国事访问要长了一些，以至于当时就有一些欧美通讯社乘机借此散播谣言。罗伯特?佩恩说：“毛访苏的时间如此之长，难免要使毛被斯大林逮捕的谣言传播开来。”［1］为回应传言，毛泽东接受了塔斯社记者的采访，明确表示这次访问苏联将要逗留几个星期之久，至于具体几个星期则要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毕竟，毛泽东的这次访问不同于一般的国事访问。
据当时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斯大林给予毛泽东很高的接待规格：安排毛泽东的专列在中午12点莫斯科车站大钟刚刚敲响时进站，然后在车站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安排毛泽东到斯大林的别墅下榻；当天下午6点钟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并会见毛泽东。双方首次会晤谈了两个多小时，其间斯大林多次问毛泽东这次访苏有什么愿望。毛泽东说，他这次访苏一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想看一看苏联。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东西？”毛泽东表示赞成，但他认为苏方在搞协议和条约方面比较有经验，因此不肯先说。斯大林大概怕有强加于中国同志之嫌，也不愿意先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十多天过去了，双方仍然未能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有些焦急了，可又不便先于苏联方面表态，因此一次斯大林派为毛泽东服务的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来时，毛泽东对他们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却什么事也不办。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何尝不焦急，他给毛泽东去过两次电话，问他有什么具体打算；又给师哲打过一次电话，想通过这位中方翻译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后来，斯大林又派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2］终于，双方发现对方的想法同自己不谋而合。这时，斯大林很希望由他亲自同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有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而他不是总理，在签订国家条约上口径不对，于是，又花了些时间把周恩来请来莫斯科，由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同莫洛托夫就条约的文字内容进行谈判。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才拖延到1950年2月结束，根本不存在斯大林轻视或敌视毛泽东而有意拖延谈判的情况。师哲回忆说：“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袖大多数是看不起的，对毛主席却完全不同，很尊敬他。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对我们两国、两党，苏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通过斯大林来处理，任何别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办错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的人一律认为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而对毛主席，他们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1］
罗伯特?佩恩对毛泽东访苏的评价比较客观，他说：“新共和国10月诞生，毛12月就出访苏联，这对于一个新国家的元首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冒险，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斯大林70寿辰即将到来；（2）两个共产党大国迫切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合作计划；（3）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发生过波折；（4）斯大林曾经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肯定国民党是唯一可能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而毛泽东则通过访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同斯大林的协商，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1945年莫洛托夫同宋子文签订的那个显然是不平等条约的《中苏条约》。”［2］
然而，也有不少的西方学者不是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这个条约，因而对它大加贬斥。罗斯?特里尔说：这个条约表明，“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40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1/3。就在毛泽东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去了6000万。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3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包括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薄弱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