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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把握住革命航向，与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是任弼时一生中一个突出的可圈可点之处。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任弼时总是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坚定，要团结，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鼓起斗争的勇气，去夺取胜利”。一位跟随任弼时工作多年的同志说:“在任弼时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在处理秋收起义的善后工作中，任弼时科学地总结起义部队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无畏的精神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继续举行长沙暴动的主张，而且他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危机，在其中两次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任弼时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而维护了真理，保卫了党的利益。
一次是在任弼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期间，全党上下由于贯彻和执行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杀，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解决危机，1927 年6 月13 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任弼时就要求发言。陈独秀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不管陈独秀同意与否，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越听越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大叫：“ 住嘴！” 他冲上前去， 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 踩在脚下大吼：“ 这是党的会议， 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23 岁的任弼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浩然正气，继续辩驳道：“撕掉意见书，表明有力量吗？不！这正说明心虚理亏，没有真理！” 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同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之后，新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夸奖了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从一定意义上说，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长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他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另一次是在长征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在1936 年6 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任弼时、贺龙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时，就与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朱德、刘伯承等一道，深入各级干部中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团结了大批干部，统一了认识，孤立了张国焘等少数分裂主义者，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党中央汇合。一场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被及时扭转。
鲜明体现任弼时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莫过于他在两次被捕入狱时的坚强表现。一次是1928 年10 月，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被捕，遭受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等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以钢铁般意志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得到半句口供，在被关押了5 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之后不久，被党中央调到中共江苏省委任常务委员，至1929 年9 月再次被捕，被关进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所设的西牢里。敌人用电刑拷打，他的背上被电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仍然不屈不挠，严守党的秘密，他还不忘叮嘱难友“ 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要保卫党”，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被关押至12 月底才再次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任弼时之所以能严格要求别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率先垂范，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因此，中央机关的同志在说起任弼时时，都一致认为他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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