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弼时在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绝不因此而徇私情。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通过了解情况发现这种不良倾向后，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几次及时大胆地向毛泽东上谏此情，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才好。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规定，推动整风运动回到了健康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对任弼时一直是敬畏交织？对此康生曾回答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其实，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时对江青也是一直坚持原则，不给其任何特殊照顾。1941 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为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这年9 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简称“特会科”），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并责成任弼时直接分管。一次，江青买了一些不在报销范围内的东西要求特会科报销，遭到拒绝后就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压力，拒绝报销，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还是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表现任弼时这只“骆驼”方向感强的，还在于他极富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幸远赴苏联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时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 年冬，他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
1924 年7 月， 任弼时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针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不应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