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弼时是一位作风严谨、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的。翻阅他1947 年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间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大量的调查记录，其中包括实地亲访、座谈记录、情况报告以及一些统计数字和表格。这些记录着实际情况的资料，是任弼时考虑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深入调查研究的活动轨迹。
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旧的衣物。
1949 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