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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华北持续干旱，土地干裂，寸草不生，接着又遭蝗灾。太行山根据地的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八路军战士的帮助下，秋菜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总部所在地的麻田一带，修了水渠，粮食亩产可达二三百斤，这在当时就是非常可观的产量了。总部和所属部队大力开展垦荒生产，收获了大量的菜蔬、南瓜，粮食也可以做到自给3个月。
秋后，在完成反“扫荡”战备工作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抗灾夺丰收的能力。父亲则从前总直属队抽调近百人，编成两个生产大队，亲自率领他们上山开荒，要求每人至少负责两亩土地，从开荒、播种、除草到收获，要负完全责任，贯彻到底。一年下来，父亲除参加集体劳动生产外，个人还抽空另干农活。自己的地里上缴菜一百三十多斤，节约鞋子五双、布袜两双、麻三斤、单军衣一套、棉衣一套，带头完成生产节约任务。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1年1月1日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文件，对本年度完成的中心任务提出四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党政民组织必须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领导人民生产，百分之十的力量用于财粮征收。”为了贯彻北方局的指示，父亲在召开的动员会上，结合当前任务，阐述了开展生产运动的重要性。滕代远说：“我们八路军要学会三套本领，能打仗，能生产，又能团结群众、组织群众。”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人投入到这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运动。父亲说：“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第一大任务是领导全军作战，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第二大任务就是领导全军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他还要求直属队要争做全军生产的模范。
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刘伯承坚持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用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的菜馍馍。邓小平也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工作。滕代远参谋长屋前种菜，他种的一棵冬瓜长势特别茂盛，结果时最大的一个冬瓜重六十市斤，后来被管理科副科长谢汉初用箩筐提走了，摆在总部直属单位纪念“九一八”十三周年大会主席台上面，与会者都感到惊讶和兴奋。作为抓生产节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杨立三副参谋长，经常和战士一起上山背柴，在工作实践中他感受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能否照顾到个人私益，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立三是一个既讲务实，又思进取的人。为了调动大家生产节约的积极性，改善当时已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一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己。因此，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总部的处长、科长们和战士们一起比着干，无一例外地按总务部门规定，每人完成全年上缴一千市斤蔬菜、一百市斤小米的任务。一些有病或者坚持机关战备工作的人员，也挤出时间积肥、打野菜、种菜、养鸡、纺棉花、捻毛线、织毛衣。父亲决定从机关抽人组成垦荒队赴武乡县、襄垣县和偏城山区开荒种地。当年在小窝铺和龙王堂开荒五百亩，种了土豆、萝卜、荞麦、谷子等。由于土质好、肥料足，人们干劲大，当年获得大丰收。有一个单位光是土豆就收获六十多万市斤，自己吃不完，就用土豆烧酒，再把酒运到敌占区换回药品和枪支。情报处四十人的垦荒队在队长梅聿实领导下，多项生产指标创纪录，收益突出，受到滕代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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