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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了三天，敌人答应了后两条，我们按照原计划恢复进食了。
这一次斗争胜利的最大收获是取回了理论书籍，同时我们还顺便带回一些铅笔、纸张等文具，可以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此后，我们的学习更为正常了，不但每天有6个小时学习和讨论，还有文娱体育活动。
但此后狱方又把我们4个人调到同是第四监狱的另一个更小的院子里。不久于村、王谟因病到养病室去了几天，不知他们中的哪一位回来后告诉我说：“李胡子要你去一趟。”恰好我也得了病，得以到养病室住了20多天。
狱中的养病室是个长方形的院子，朝东的一面修了一排房子，住着病人。病房门不准关，允许能下床走动的病人串门，这就给我们互相联系带来了机会。
我进去时，这里住着李宗林（李胡子）、刘护平、李何，好像还有杨一德等。李何和我住一间。从这里我了解到我们的人分住在女牢（张子意、杨锡光医生也在那里）、第二监狱、第四监狱等几处。我还了解到我们中已有林基路、李宗林等过了堂（李宗林过堂时当场发病，而被送到养病室），另有一些人叛变。陈潭秋、毛泽民两人下落不明（当时不知他俩和林基路已被杀害）。我也知道这里竟然打通了与女牢的联系。李宗林同志告诉我：一位女同志与平时感情很好，但已有动摇行为的丈夫决裂，以致使她丈夫被迫停止了动摇行为。李宗林很感慨地表示，那女同志平时很胆小，安安静静，却在紧要关头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真是个好同志。李还介绍了乔国桢之死，说他病得厉害时肺全坏了，甚至咳出石灰质小石子，使整屋都臭。李宗林不怕，和他住在一起几个月，服侍他的起居，以后是刘护平同志陪伴他临终。死前乔曾把珍藏的自己孩子的两幅图画，拿给刘看，告诉他自己是有老婆孩子的。那两张孩子画的画是乔留下的唯一东西。
大概是1944年春，敌人又把我们从第四监狱搬到第二监狱，和许亮、谷先南、郑亦胜、谭桂标等同志住在一起。这院子比第四监狱大，是个四合院。我们牢房斜对着厕所，是个半阴暗的牢房。不久马殊就和我们联系上了。他与我们联系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打电话”，即两边同时敲墙，听到敲到一处了，再改用茶缸为通话工具。这方法通话既清晰又方便。另一种是传递信方式，信写好后，做个记号，藏在放风处或厕所商定好的地方。最先成功的联系是马殊从我们牢房窗口丢进来的。
通过这种通信和通话，我们才得知，原来马殊自己是在过堂受刑后被押到这里来的。过堂时他刚一否定敌人的污蔑，叛徒潘同就走出来劝降。他大骂叛徒后就受了刑。在刑讯室他还见到老虎凳侧面有林基路用指甲刻出的“小林”二字。在那里还与小林暗中通过信，林告诉他：有叛徒，要警惕、要坚定。马殊还告诉我们另一间牢房也住着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牢房的同志联系上，并把我们在第四监狱斗争、生活、学习的情况向大家做了汇报。
在这里我们得知许亮等人在我们绝食以后曾单独绝食过一次。他们几个人性格各异，郑亦胜同志是老红军，性格开朗喜欢说话；谷先南和谭桂标都在旧军队呆过，他俩性格类似，喜欢开玩笑，谭桂标更活跃些；许亮较为沉默，但古今中外什么知识都知道一些，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学界名人的姓字别号等他都能说出一套，像是我们中的活字典，只是胆子小一些。
在那里我们还保持着第四监狱时期的学习习惯，每天学习6小时，文娱体育活动2小时。自从跟大家联系上以后，其他牢房知道我们绝食斗争的情况后，也都提出要绝食斗争。经各个牢房讨论，一致同意采取行动，我们便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所提条件与第一次差不多，也是四条，可能在改善生活这一条里更具体一些，如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有病及时治疗、不准克扣狱中伙食费，改善伙食等，也是以最后两条为最低条件。这次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绝食斗争后不久，有一天晚上突然听到不少人哭哭啼啼的声音，折腾了一夜。过后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国民党新疆党部的官员，被盛世才逮捕进来了，就住我们隔壁。自从他们进来后我们的伙食突然改善了，比绝食后改善得还要好。如此持续两周之后伙食又突然恢复原样了。
当时狱中无法获知原委，直至出狱后才了解到真相。原来在这期间盛世才又搞投机，致电斯大林表示反悔，要求恢复与苏联的关系云云。就在那段时间盛世才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两周后的一天，我们听到隔壁那些人又唱又叫，很高兴，他们的牢门打开了，当天全都被释放出去了。他们还在厕所墙上留下“鱼龙之变”的字迹。实际上那是国民党完全接管了新疆，逼盛世才离开了新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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